刚刚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定调了2019年我国经济政策的走向,明年要抓好的重点工作任务是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对此,专家表示,将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放在2019年重点工作任务的第一部分,这是与十九大报告中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内容一脉相承的。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首先是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要求必须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支持传统产业优化升级,实现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
专家认为,从内外两方面来看,我国必须走制造强国的道路。在内,我国制造业整体发展质量不高,核心技术能力不足,相当一部分高端装备和关键零部件依赖进口,一些制造企业深受“卡脖”之痛;在外,一些拉美国家在迈向高收入国家的门槛上,未能通过转型升级守住制造业的阵地,导致产业发展“空心化”,成为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诱因之一,目前我国也进入了向高收入国家迈进的关键阶段,要警惕出现这种状况,因此,把发展高质量制造业放在第一位是很有必要的。
认识清醒
如何实现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对当前所处的环境有着清醒认识至关重要。
会议认为,今年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入推进,改革开放力度加大,稳妥应对了中美经贸摩擦,成绩来之不易。
在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产业所工业研究室主任付保宗看来,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前期的主要任务是“三去一降一补”,几年来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尤其是钢铁和煤炭领域去产能之后,行业发展开始呈现新的面貌。
“之前存在的一些低端产能、低端企业,通过‘劣币驱逐良币’扰乱了市场竞争秩序,给制造业转型升级形成很大阻碍。因为它们数量较多,压低了市场价格,导致优势企业也没效益、没能力扩张产能,更没有能力去创新技术。
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淘汰掉它们,不仅为优势企业腾出了市场空间,也释放了稀缺的要素资源,包括土地、环境等,有助于制造业轻装前进,为下一步制造业向高质量发展打下了一个比较好的基础。”他进一步解释。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助理研究员周毅则对本报记者指出,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相应地,制造业领域也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从三个维度来理解:首先,先进制造业加快发展,比如,生物技术、新材料、高端数控机床、核心电子器件、高端通用芯片及基础软件等领域得到重点突破;其次,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形成经济发展的新动能;最后,传统产业优化升级,促进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
“2018年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改革开放力度加大、稳妥应对中美经贸摩擦涉及到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多方面,在先进制造业短板补充建设、传统产业去产能升级、制造业信息化、国际国内发展环境优化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他说。
正如会议强调的,当前经济运行稳中有变、变中有忧,外部环境复杂严峻,经济面临下行压力。
这样的环境,制造业想要尽快实现高质量发展,是否难度加大?
“目前制造业发展进入到了‘爬坡过坎、不进则退’的关键关口。”付保宗说,当前发展高质量制造业面临着双面夹击,从国际上讲,发达国家积极推行再工业化战略,推动制造业回归,发展中国家以更低的成本吸引我国制造业进行再转移,形成了发达国家围堵和发展中国家追赶的局面;从国内来说,制造业企业发展的要素成本不断上升,传统的依靠低成本要素支撑规模扩张的发展模式正在受到严峻挑战,另外,市场需求结构升级对制造业企业提出了更高要求,而高端、高品质产品供给相对不足,导致潜在消费者流失的风险。
不过,周毅认为,应辩证看待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所面临的处境。“一方面,经济下行压力和复杂外部环境确实给制造业投资、工业产品出口、先进制造业发展等多方面带来消极影响;另一方面,中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国际环境复杂多变进一步使我们认识到,关键核心技术是买不来的,只会坚定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信念,倒逼国内制造业转型升级。”周毅解释道。
稳妥布局
对当前环境有了清醒的认知之后,制造业如何发展呢?会议给出了这样的表述:“要善于化危为机、转危为安”。
周毅认为,想让制造业在危机中寻找机遇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不动摇,毕竟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我国经济运行主要矛盾仍然在供给侧结构性的。
“具体到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方面,应持续以降成本和去产能来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细化梳理卡脖子技术并进行攻关,推动先进制造业发展,大力发展互联网+制造业,推动服务型制造业发展,大力发展工业互联网,形成制造业发展的新动能。”他说。
付保宗强调,我国的制造业到了凤凰涅槃的阶段,但仍然有诸多的优势和很大的发展潜力,这也正是在危机中寻找机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很好时机。
“优势方面显而易见的,例如,我们拥有庞大的制造业规模、健全的制造业产业体系,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已连续多年保持世界第一,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像我国拥有这么齐全的制造业门类,涵盖了制造业产业链的各个环节,由此积累了大批专业人才和企业家队伍,这都是下一步转型升级的重要支撑。”他说,另外还有一个重要优势就是我国拥有庞大的国内市场,我国是人口第一大国,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内市场需求潜力相当可观,这将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的引力。
除了对环境情况的准确把握之外,牵动制造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另一个重要元素“资金”也需要准确解读。
新华社对于此次会议的解读认为,会议给出了强烈的新信号:宏观经济重在“逆周期调节”,财政政策不是“更加积极”而是“加力提效”。
由此可见,未来有两个政策趋势可以确认:一是中国面临经济下行压力将会采取逆周期调节,重点在于稳住需求端,稳住民众消费和企业投资的需求,而这其中财政政策将会扮演重要角色。二是货币政策表述中没有出现“积极”“宽松”等字眼,这意味着货币政策依然坚持稳健的总基调,不会成为刺激经济的主力军。
这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意味着什么?周毅表示,2018年经济运行稳中有变、变中有忧,经济面临下行压力,所以宏观政策更需要强化逆周期调节。财政政策要加力提效,包括两方面意思,一是财政政策更加积极,实施更大规模减税降费,这会相应减少制造业企业负担;二是财政政策注重提升效率,增加财政资金尤其是各种专项资金的利用效率,对于一些政策推动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会有一个明显的促进作用。
对于外界较为关心的发展环境,他提出,我国将围绕促进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与制造业良性循环,协同发展,完善相关体制机制设计,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坚决破除制约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体制机制弊端,妥善解决企业面临的成本高、负担重、融资难等突出问题。要落实公平竞争审查制度,规范政府行为,防止出台排除限制竞争的政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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