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问题，我们至少有五点评论。

　　第一，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没有美国说的那么大。特朗普称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每年有5000亿美元，这是信口胡说。按美国官方统计，2017年美中贸易逆差3752亿美元。但根据中国海关统计：中美货物贸易顺差2758亿美元，中美服务贸易则为逆差。

　　是什么原因导致中美两国贸易差额统计出现如此大的差异？一种流行的解释是：中国对美出口中包含大量的中间产品。这些中间产品其实是其他国家(包括美国自己)对美国的出口，但在美国的统计中，这些中间产品都算在中国头上。我们常常喜欢以苹果手机为例，说明如果将此类中间产品从出口总额中去掉，美国对华贸易逆差至少减少一半，但这种解释是错误的。造成中美统计差别如此之大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呢？

　　除一般的误差与遗漏外，按传统的解释，原因有二。一是美国把中国香港转口贸易额笼统地计算在中美贸易之中，但它实际上有很大比例应归于中国之外其他国家或地区通过香港的贸易转口。二是美国在计算对中国的进、出口时，出口金额按离岸价格计算，进口金额按到岸价格计算，出口不包含装卸、运输和保险等费用(减少出口收入)，进口的装卸、运输和保险等费用全部算作自己的进口支出(增加进口支出)。这种计算方式也人为增加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至于中国对美的出口大多是最终制成品，在出口品中包含大量来自其他国家特别是东亚国家的中间产品和美国的产品(如苹果手机中的芯片等)。这一事实能说明两个问题：其一，对外贸易中的许多利益，如就业创造，是由其他国家而不是中国获得。其二，贸易差额是个多边问题，双边贸易差额是由比较利益所决定的全球生产价值链的地区分布决定的。贸易平衡应该是总体的平衡而不是双边的平衡。如美国如果希望减少贸易逆差，首先应该解决国内储蓄不足问题。即便中国因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而对美出口锐减，中国的出口空缺也会被其他一些类似国家所填补，不同的是美国可能要为质量较低的进口商品支付更高价格。

　　第二，美国长期贸易逆差的根源是美国国内储蓄不足。美国贸易逆差始自1980年，中国因素则是2000年以后的事。美国的长期逆差肯定不能用中国因素解释。常见的解释有两种：一是美国产品的竞争力持续下降，二是美国国内储蓄长期不足。两种解释都有道理。我倾向于把两者看作是一块硬币的两面，在不同时期可能某一个方面起主要作用，但两者必须在结果上保持一致。国内储蓄－投资缺口同贸易差额之间的关系可以用恒等式S-I＝X-M表示。如果国内储蓄不足(S

　　第三，中国对美保持贸易顺差并不意味中国占美国便宜。简单的国际收支平衡关系告诉我们，凡是经常项目顺差的国家都是资本输出国。自1990年代初中国就对美国维持经常项目顺差(贸易差额+投资收入差额)。换句话说，自1990年代初中国就对美国输出资本。美国精英阶层对此都非常清楚，中国对美输出廉价商品，反过来又把所赚到的美元用于购买美国国库券。美国得到双重好处，是美国占中国便宜。巴菲特最近就说，用几片纸(绿纸美元)换回大量实际资源有何不好？不知道特郎普是真傻还是假傻。占便宜硬说吃亏应该说是一种谈判策略。但也应该看到全球化、特定国际分工格局对一国不同阶级、阶层、行业的利益分配格局是有重要影响的。美国蓝领并未享受到全球化、国际化和贸易自由化的好处，因而对中国这样的国家对他们造成的竞争压力心生怨恨。美国政府不愿意通过收入政策调节收入分配格局，于是把矛头转向中国，转移美国蓝领的不满。显然美国的国内政治格局需要求特朗普发动一场对中国的贸易战。

　　第四，中国为平衡国际收支做出巨大努力，实现基本平衡。中国的经常项目顺差与GDP之比在2007年接近11％；2017年已降为1.4％，比诸如德国这样的发达国家都平衡得多。如果在过去批评中国存在重商主义倾向不无道理，但现在情况已发生基本变化。甚至像克鲁格曼这样曾不遗余力地批评中国搞重商主义的人也承认，重商主义的帽子已带不到中国头上。

　　第五，美国应该放行高技术产品对中国的出口。美国要想削减对中国的贸易逆差，有一条捷径：解除对中国出口高技术产品的禁令。美国能卖给中国的产品有限，不要指望中国能够从美国大量购买中国不需要的、性价比并不高的美国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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