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重振制造业对中国影响有限

　　重振计划提出后美国制造业恢复缓慢

　　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美国政府和政治家希望重新振兴美国制造业。2009年12月，美国公布《重振美国制造业框架》，2010年3月，奥巴马政府宣布“国家出口倡议”，提出2010-2014年出口翻番目标，2010年8月，又提出《2010制造业促进法案》。应当说，其“重振制造业”和“出口倍增”的政策目标是真实的愿望。但愿望不等于现实，也不等于可能。

　　重振制造业计划提出3年来，美国制造业的缓慢恢复，有以下几个特点。

　　首先，美国制造业仍然处于恢复期，尚未进入新的扩张期。金融危机以来的四年中，美国GDP和制造业均经历两年负增长，两年复苏。到2011年底，GDP已比2007年水平高出0.7%；制造业则比2007年水平低6.3%。但占GDP比重已恢复到2008年水平。按2012年增长速度，总体要到2014年才能恢复到危机前水平。因此，美国整个制造业是否进入重振期，抑或重振制造业是否取得成效，仍然是有疑问的。

　　其次，美国的产业优势仍然不表现在硬件制造方面。2011年除计算机硬件生产水平比2009年超出22.9%外，数据处理设备（芯片等）、医药和生物制剂生产均低于2009年水平。即便计算机硬件生产，2011年也仅比危机前2008年水平高出0.9%。与之对照，互联网服务商、门户网站搜索、计算机编程等，此期间增长均超过20%。说明美国的优势仍在软件和服务，而非硬件制造。

　　最后，美国对外直接投资仍然大于外国对美投资。2010和2011两年，国际资本流入美国均超过1万亿美元。这主要是流入美国政府债券和股票市场。直接投资虽也依次递增36.8%和13.7%，但增速在放慢；同期美国对外直接投资增速则在加快，依次为13.3%和27.9%。结果，2011年美国对外直接投资比外国对美之直接投资多1853亿美元，比2009年的1391亿美元增加三分之一。

　　美国制造业产品的出口贸易

　　奥巴马在2010年3月提出的出口五年倍增计划，要求2014年比2009年翻一番。这就意味着，2013-2014这两年需要年均增长16.9%。根据国际货币基金和经合组织对今明两年世界经济和贸易的预测，达到这个增幅是不可能的。

　　美国推动重振制造业和出口倍增计划后，2011年和2012年美国高新技术产品（美国称为先进技术产品，ATP）的出口势头增强，进口势头减弱。2011年出口只增长4.9%，进口则增长9.1%；进口接近出口增速两倍。2012年情况正好相反，出口增长6.2%，进口增长3.0%；出口超过进口增速两倍。逆差绝对额也减少了。这个趋势是否持续，需要密切跟踪研究。

　　但从机电产品口径看，出口并未加速。与全部产品出口增长速度相比，运输设备略快一些，非电气机械则相同。计算机及电子出口增幅明显偏低。成为鲜明对比的是，石油和煤炭产品出口翻了一番多。这说明，美国重振制造业和发展替代能源迄今的成效依然没有反映在出口增长上，倒是传统能源即页岩气的技术突破带来了传统油气产品出口猛增。

　　从以上援引的信息和资料来看，目前，无论从生产力水平，还是贸易水平，或是投资水平来看，美国制造业重振的业绩并不如原来想象的那么令人振奋。特别是一些所谓的新兴制造业（比如第三次工业革命中的新兴产业），还没有为美国带来大量的新产业、新公司。因此，目前美国国内的经济复苏还不能对依靠民间增加工业投资有太大的指望。特别是最近高盛公司的经济学家通过调查也认为，美国制造业的生产力水平在最近的三四年间并没有很大的提升。因此，重振美国制造业，能否引领美国经济复苏，进一步引领世界经济复苏，恐怕还要等待。

　　制造业回流美国的趋势评估

　　关于美国制造业的恢复对于中国制造业是否产生替代这个问题，波士顿咨询公司通过调查发现，有些制造业的生产环节确实回流到美国，特别是近几年中国工业企业的劳动工资上涨，使得成本上涨非常快，这也使得中国的劳动力廉价优势在很大程度上有所削弱。同时这也引发经济学家对中国制造业生产线回流到发达国家、或转移到别的发展中国家的担忧。

　　然而，2008至2012年，美国计算机及电子进口增长了18.4%，但从中国进口则增长了46.8%；速度是前者的两倍半，所占比重也从36.0%上升到44.6%，即上升8.6个百分点。与波士顿报告预测的相反，美国不但没有出现计算机及电子本国生产替代从中国进口的趋势，反而对中国产品的倚重加深了。

　　汽车零部件从全球进口增长比计算机及电子快得多，过去四年累计增长了41.3%。与计算机及电子相比，美国汽车工业的复兴更加明显。但这恰好表明对进口的依赖也在加深。从中国进口增长更快（75.0%）。结果中国所占比重在过去四年中提高了1.8个百分点。

　　2012年，中国从全球实际吸引直接投资同比下降3.7%，来自美国的投资则增长5.7%。据美国荣鼎集团计算，同年中国对美国直接投资达到65亿美元，超出前次高点2010年的55亿美元。而同年美国从欧盟获得的直接投资比五年前降低了一半。这说明美国制造业重振对中国投资是个机会。中国市场对美国企业的吸引力并未减弱。

　　据美国中国商会2010年白皮书显示，在华美国企业投资盈利与全球水平比，仍然具有优势。影响美国对华投资的主要因素是经济和市场。白皮书表明，在华盈利水平高于全球平均水平的比例，2008年是33%对35%。这一状态在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得到转变，为46%对24%。2010年经济复苏开始后又反过来，为24%对46%。2011、2012年再次反过来，分别是41%对31%、39%对32%。这同中国经济形势好于全球的轨迹大体一致。

　　美国重振制造业和制造业部分回流，实际上给中国企业投资美国带来了机遇。据《中国日报》、美国安可咨询公司联合进行的对在美中资企业的一项调查，33%的企业回答在美经营十分成功，61%的回答某种成功，合计达到94%。61%的企业回答在美经营很容易或某种程度容易。

　　制造业回流美国的现象确实也存在，但这主要发生在高端产业中的高端技术环节。由于美国拥有世界上最高水平的大学教育，在科技创新领域继续占有领先地位，因此吸纳高端产业环节在美国具有独特的人力资本优势。

　　中国制造业大规模回流美国可能性小

　　我认为制造业大规模回流到美国的可能性不大，主要有两方面的理由：首先是根据美国商会的调查，美国企业在华投资的盈利状况仍然很好，如果中国的劳动力优势完全丧失，那么美国在华企业经营状况就会迅速恶化，但是事实并不是这样。

　　第二个理由是美国的劳动力结构并不支持这个政策目标。从美国国内的产业结构和劳动力市场看，适应高低两端产业结构的就业岗位增长较快，而需要一定技能的中间层次的产业环节的就业岗位却减少。其原因之一是：产业结构和劳动力市场的两极化，即对人力资本要求高的产业和对人力资本要求低的产业扩张快，而处在中间的产业却处于萎缩状态。另一个原因是，低收入家庭受教育的几率不断下降，进而使低端劳动者的教育水平不适应产业结构变化。随着全球化深入，可贸易部门的岗位大量外流，使得这个群体被新的国际分工排斥在外。

　　中国的制造业之所以能够发展，和中国的劳动力结构是有关系的。中国多数劳动力的受教育年限是9-12年，也就是说劳动力主要是初中生或者部分高中生。他们既能适应生产一线的工作，也愿意接受这样的报酬，而美国已经找不到既接受中端技术环节中一线岗位的报酬，又胜任普通熟练程度技能的工人，美国大规模接受制造业多数生产环节回流的可能性几乎是不存在的。当然，如果美国大幅度放宽移民政策，大量吸收中国、墨西哥等国的劳动力，那又另当别论。

　　从中国的立场来讲，对美国制造业发展的趋势，一方面既要担忧，另一方面也有庆幸之处。担忧的是美国制造业不能重振，自然对美国和世界经济的恢复不利。而庆幸之处则在于，尽管中国面临非常严峻的调整经济结构的形势和任务，但是毕竟我们还有一些时间和空间来进行调整。虽然狼来了，但是狼毕竟还没来。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本文为作者在“中美经济学家学术交流会”上的午餐会演讲，由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秘书处整理，经作者审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