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海啸引港企心态变化

　东莞新进电子厂是东莞市大岭山镇最大的出口企业。新进科技集团主席陈其镳坦言，他们旗下几大生产基地的员工已经从最高峰的14000名，减少到7500名。但这对他们来说未必是坏事。因为通过不断提高生产技术的自动化程度，原本一条生产线需要10位工人操作，现在只需2人即可完成。

　　“其实我们做的只是早就该做而一直没机会做的‘瘦身’工作。如果没有金融危机，可能还会一直拖着。”陈其镳说。

　　说起“三来一补”，近年来很多人会联想到“高投入”、“高耗能”、“无技术含量”、“低效益”这类形容词。然而，“三来一补”曾经是港资的骄傲，因为在过去的十五年，这种生产方式代表了先进生产力，代表了创新，代表了实力。

　　事易时移，新的先进生产力在哪里，前瞻的港商开始琢磨。

　　走访过程中，记者发现，为了不做“游牧民族”，一部分港企开始涅槃，他们或优化管理流程，或更新设备，或提升价值链，或引进先进技术。

　　这不仅印证了“不救落后生产力”说发表后一些学者的观点。他们认为，跳出来反对此说之港企只是自贴标签，并相信经历过改革开放三十年历练的一代港商完全有能力赢得下一个三十年的辉煌。

　　“更新改造投资”这个经济单项指标，在应对金融危机时被前所未有地重视，因为它最能够辅证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投入力度。在这个数据上，拥有全国最多“三来一补”企业的东莞市上半年同比增长68％。放大到全省，从今年初开始也逐月均出现了30％—50％的增幅。

　　结业与开张，港商风雨新途

　　无论港商乐意与否，转型?转移?考题摆在他们面前始终绕不开。

　　身为香港广东商会会长的杜源申格外忙碌。他一年间走遍了广东省十多个城市，考察各地营商环境。

　　梁伟浩倾向于就地转内销。“经过这场危机，欧美市场再不会有以前那么好这时开发内地市场就是正确的选择。金融危机下，政府为加工贸易企业转型内销出台了那么多的政策，如果我们现在不去好好利用这个政策，不看中国往后政策的发展，是自己的损失。”

　　但有趣的是，声称要就地转型的梁伟浩，却于去年年底到河源的和平钟表城新设了一家工厂，预计明年投产。对此他解释道，这出于“设局布点”的考虑。

　　梁世华通过观察在港为制造业提供服务的从业人员总数来监控珠三角制造业是否萎缩。最新统计显示，香港跟工业相关的后勤人员都达到70万人，“这个数目不算小了”，他告诉记者。

　　事实上，在金融危机下，曾经大量单一从事制造业的港企们，内部已经产生分化。

　　在香港中华厂商会负责品牌发展和政策研究的颜红晓发现了一个群体，他将其称为“观望者”。“很多企业未必会关掉企业，但会有保留态度，先减低经营成本，转型暂时做贸易，作为一种过渡性措施。有些就直接转型做了贸易。”

　　刘展灏2002年才进入东莞开办了在内地的第一家钟表配件厂。当时规划五年内规模从200人发展到1000人。然而2007年以后，刘展灏发现内地的宏观政策开始调整。让他触动最大的是，15年前内地都鼓励企业做大做强，但是从前几年开始，银行开始不再放心将贷款贷给工人多的大厂，“因为银行觉得人多了反而是个负担”。敏锐的他立即停止了扩张计划，考虑将贸易订单派发给珠三角的其他加工贸易企业。如刘展灏者，今之珠三角港企不在少数。

　　甚至连做出选择的主体本身，也发生了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