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路名家“会诊”全球经济：储蓄与消费如何能平衡？

          过度消费国家应提高整体储蓄率发展中国家应改善民生扩大内需

　　“节约的中国人储蓄过多，而挥霍的美国人已消费至负债程度。”摩根士丹利的史蒂芬•罗奇曾这样描述过中美储蓄与消费的巨大差异。中国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7月4日透露，2008年中国的储蓄率已达51.3%，较1992年上升了15个百分点。而数据显示，当年美国的储蓄率仅为12%。那么，造成中国高储蓄率的原因是什么？如何促进全球储蓄与消费的平衡？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理事长曾培炎、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组织秘书长素帕猜•巴尼巴滴，日前在京出席“全球智库峰会”时，围绕上述话题各自坦陈了看法。

　　曾培炎：

　　全球消费储蓄模式

　　短期内尚难以改变

　　金融危机的深化，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全球储蓄与消费关系的失调。美国多年经常保持巨额贸易赤字和财政赤字，居民大量借贷，这种低储蓄、高消费的发展模式难以为继。以新兴经济体为代表的高储蓄国家，外汇储备和外贸依存度往往较高，易受金融风险的冲击。这种全球“消费―储蓄”模式，很大程度上受各国经济实力、文化传统、人口结构的影响，改变这种模式绝非一年半载就可能实现。

　　当前，可以从发挥各自优势、调整贸易结构入手。发达国家增加技术、服务和高端产品出口，减少经常项目赤字；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促进他们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中国家注重改善民生，扩大内部需求，减少对出口的依赖；改善投资环境，吸纳发达国家的资本和技术转移。努力实现双向互动、互补、互赢，逐步促进消费储蓄结构的调整。

　　周小川：

　　企业储蓄大幅增长

　　造成中国储蓄率高

　　全球经济不平衡有一个很明显的不合理特点，就是收入相对较低的国家储蓄率高，而发达国家富裕人群过度消费。这两种类型的国家都应进行改革。

　　一般认为，中国消费太低，应该增加消费。但中国的问题还与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的收入分配问题有关。中国的家庭储蓄与GDP之比实际相当稳定，1992—2007年基本保持在20%上下；企业储蓄占比1992年为11.3%，2007年达22.9%，涨了1倍；同期，政府亦即公共部门储蓄占比从1992年的4.4%提高到2007年的8.1%，也上升近1倍。比较而言，政府储蓄基数相对较小，而企业储蓄大幅增长的作用更大。中国企业储蓄高，是和中国巨大的农村劳动力大军有密切关系。另外，公司部门的利润较高，缘于股权分布结构，广大劳动者只分享到较少的公司利润。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这也是企业上市时要划转部分国有股给社保基金的原因。

　　结构调整的最优选择当然是扩大居民消费，这将直接拉动内需并降低总储蓄率。但在目前收入分配格局一时得不到显著变化的情况下，一个次优的选择是维持和扩大投资率。中国尚有一颇具潜力的投资领域是城镇化发展。

　　全球经济的再平衡调整存在6种可能性,而我们最希望看到的，即美国家庭储蓄和总储蓄率上升，中国居民消费也在上升，全球不平衡得到校正。这是最理想的。但结构调整会涉及许多难题，并不容易。我个人认为较现实的混合型出路可能是：中国通过加大改革力度，扩大消费，城镇化取得重大进展；但考虑到中国储蓄率基数相当高，还可能会有部分剩余储蓄，我希望能更多地流向发展中国家。这就需要国际金融组织体系和国际货币体系的支持，以使全球生产率和收入分配得到改善，带来更普遍的全球增长。　

　　马建堂：

　　投资增长快于消费

　　使中国消费率走低

　　中国的国民消费一直在增长，之所以消费率呈现逐年走低趋势，主要是消费增长快，投资增长更快。就消费和储蓄而言，虽然消费率也在提高，但没有储蓄率提高得快，原因是东亚地区节俭的文化传统对提高储蓄率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同时中国老百姓由于养老、大病等对未来个人生活持谨慎态度。此外，收入差距拉大，也是影响消费下降的重要因素。

　　中国确实存在储蓄率高、消费率低的问题，因此正在不断增加消费。但是，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对一个家庭而言，如果把钱都花掉，这个家庭的生活怎么改善呢？如果一个国家每年新增收入全部花掉，不去建铁路，不去投资，这个国家怎么能发展呢？改善民生，调整结构，发展生产，都是需要政府投资的。不能妖魔化投资，只要投资是合理的，是充分的，是不可或缺的。

　　怎么促进消费的增长？最为关键的是提高消费倾向比较高的低收入人群的收入，加快建设符合中国国情的广覆盖的社会保障体系，以及平衡不同人群的收入。

　　素帕猜•巴尼巴滴：

　　不能把金融危机恶果

　　都归咎于亚洲高储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