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如何应对美国反倾销案件

　　经济危机下，中国似乎将面临更多的反倾销案件。
　　虽然中美之间爆发反倾销案件不足为奇，迄今已多达70多起，但像今年这样诉讼如此频繁、涉及数值如此之高，并不多见。
　　4月23日，经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6位委员一致通过，并经美国商务部调查后裁定：由于中国向美国出口的环形碳优质钢铁低于公平价格，导致美国钢铁业“实际受损”或受到“实际受损”的威胁，因此，美国商务部将针对此项裁决，对中国该类产品颁布反倾销令。不到一个星期，美国商务部再次开会宣布调查中国输美石油钢管案，案值高达30亿美元，创下有史以来中美反倾销案件的最高值。
　　反倾销案件直线上升当然有经济危机的原因。那些气势汹汹捍卫公平贸易的美国企业，指责中国用倾销价格出口产品。可是中国的产品价格几年来一直如此，如果认为是倾销价格，为什么直到现在才提起诉讼呢？
　　翻一翻美国那些钢铁企业的账本，我们不难发现，去年4月他们正沉醉在前所未有的利润增长所带来的兴奋中，有的甚至已经扩大投资。事实上，这些企业在全球化过程中早已丧失竞争力，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拥有廉价的劳动力和原材料，具有无可比拟的比较优势。这些夕阳产业之以能在美国生存乃至出现短期繁荣，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布什总统时期的低利率政策，人为刺激了房产市场和长期的对外战争的缘故。而一旦经济泡沫被挤破，这些企业首当其冲，转眼间就陷入了困境。
　　但他们不思考自身问题，反而借着公平贸易的旗帜，转嫁矛盾，归罪于中国。随着美国经济危机的进一步加深，在未来几个月中，我们可以预料将会有更多的属于夕阳产业的企业迫不及待提起反倾销诉讼案件。中美之间互利的自由贸易因为反倾销法案的滥用而受到威胁。
　　那么，中国该如何有效应对反倾销呢？
　　历史地看，中国企业能够赢得的反垄断案件屈指可数。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中国不熟悉美国反倾销法案的制定与实际操作。
　　国内许多学者总喜欢把反倾销案件归结为某种政治阴谋，看成是中美贸易战的一个部分，甚至是美国政府背后操纵的结果。在某种程度上，这种看法有些道理，但并非完全如此。正如我的同事、加图研究所贸易政策部副主任艾肯森所说，反倾销案件更多的是企业与企业间的问题，而不是国与国之间的经济冲突，这可以从反倾销案件的审理机构看得出来。
　　在审理过程中，美国商务部似乎起很大作用，比如要核准调查，发放问卷，决定设定新的关税等，但是真正起到核心作用的是“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
　　这个委员会是根据美国法案设立的专门针对关税问题的半司法机构。委员会由6名委员组成，全部由总统提名，任期长达9年，而且有一个不成文规定，即6名委员，民主党和共和党各半。
　　所以，中国的企业要赢得反倾销官司的胜利，与其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我们不必去费力猜测背后重重的政治交易，单方面希望通过美国政府来影响案件。我们应该重点放在认认真真准备上，堂堂正正地打赢官司。
　　以下几点可供中国内地企业和相关部门参考：
　　第一，我们要增强预见性。
　　虽然反倾销案件防不胜防，但也不是完全无迹可循的。如果一个产业不属于高科技的朝阳产业，工会势力又比较强大，而且通过股市等各种渠道发现已经连续四个季度出现亏损，那么向美国输出同种产品的中国企业就应该警惕了，警惕这些企业可能会诉诸反倾销法以维护自己的利益。
　　第二，中国要尽可能完备地收集资料。
　　反倾销案件中的关键是测算倾销价格的额度。这方面，精于算计的美国律师和经济学者往往有意识地拣选一些对自己有利的数据，如果中国方面没有完备的数据加以驳斥，任美国企业颠倒黑白，就很容易把真实市场价格说成是倾销价格。
　　第三，中国需要多元化的、多层次的精通反倾销的律师和善于计算的经济学家队伍。
　　中国邀请的反倾销专家要么是国外的，要么主要集中在北京等地。这些专家学者精通理论知识，但是往往对于中国企业的情况了解得不太全面。因此，面对越来越多的反倾销案件，中国需要在各地储备这方面的专家学者和律师。
　　第四，中国的民营企业要更多参与。
　　由于美国公司往往指控中国政府提供各种非正式的补助，所以国企在类似的反倾销案件中往往处于不利地位，这样民营企业的作用就相对突出了。由于中国的民营企业一般规模比较小，数量比较多，所以很少出现“大猪博弈”，即一家公司挑头出重金打官司让其他企业可能借机搭便车。要克服这样的局面，中国政府应该允许乃至鼓励各个相关企业自发组织起来，应对反倾销官司，中国政府的各个部门比如商务部、海关总署等也应该提供资料数据上的便利。
　　最后，我们也必须承认，政治、文化等因素或多或少也具有一定影响力。
　　长远来说，中国企业要注重和美国各个社会阶层及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