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德铭：关于国内外贸易的几个认识问题

上对劳动者工资的增加，部分工资再转化为消费，故其对GDP增长的拉动作用十分明显，也为我们长期以来所熟悉和使用。然而，由于投资中信贷的放大作用和产能的不断扩张，往往容易引发通货膨胀与经济过热，以至于在一个高潮之后，不得不采取从严的政策加以宏观调控。

　　内需中的消费指国内最终消费品（含进口商品）价值的实现，在内贸上通常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来表示。由于我国经济发展尚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均国民收入少，社会保障体系水平偏低，传统文化中的节俭意识浓厚，目前国内储蓄率在50%左右，消费水平有很大的增长空间。同时，进一步研究表明，中国储蓄率快速增长是在2002年以后，其特点是居民储蓄率平稳增长，企业储蓄率明显上升，因此储蓄率增长并不反映居民购买力增加。据2008年统计，城乡居民储蓄存款增量占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和该增量占GDP的比重，分别只有35.3%和15.1%。1997–2007年，就各项可支配收入占国民可支配收入比重而言，企业从13%上升到22.5%，政府部门仅上升两个百分点，而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则较大幅度下降。这一现象也从侧面反映了经济转轨过程中社会保障体系完善的滞后和企业成本、利润的扭曲。

　　外需可广义地诠释为国际市场对我国生产资料和最终消费品的需求，通过外贸出口的方式实现价值，统计上表现为外贸出口总额。总体上看，我国投资和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较强，消费的拉动作用相对较弱，所以扩大消费是关键。

　　内需与外需应协调发展。不同的国家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内需和外需的重要性存在差异。一般来说，外贸对小国的作用大于大国，在经济起飞阶段的作用大于成熟阶段，对于发展中国家的作用大于发达国家。同时，内需与外需是互相密切影响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扩大内需可以相应增加进口，维系国际贸易和国际收支的相对平衡，从而为稳定出口奠定基础；内需的扩大也会增强外需优势，因为内需增加会加剧国内市场竞争并提高我国产业的国内竞争力，从而相应提升这些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实践证明，我国国际市场份额高的纺织、轻工、家电等产品，都是在经过国内充分竞争后再走向国际市场的。另一方面，通过稳定外需可以稳定国内就业和劳动者收入，为扩大内需尤其是最终消费增强货币支付能力，同时也增加投资机会。比如，近6年既是我国外贸快速增长的时期，也是我国消费与投资增速较高的时期。据国家统计局研究，出口每增长1%，可以拉动消费增长0.68%、拉动投资增长0.74%。反之，外需下滑也将拖累内需，比如1998、1999年我国出口年均仅增长3.3%，消费与投资年均仅分别增长6.8%和7.7%，都是多年来的低点。当前沿海地区出口下降，消费与投资也跟着下滑。国际上也是如此，在此轮金融危机中，大多数国家都是因为外需下降，遂波及内需及整个经济回落。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稳定外需就是稳定内需。我国正处在一个难得的发展机遇期，用科学发展观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协调内需与外需的可持续增长，显得尤为重要。

　　关于积极扩大内需问题。积极扩大内需，尤其是积极扩大消费需求，是内贸工作要长期坚持的方针。我国仍处在并且将长期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对于这个阶段消费与积累的关系，应该有一个战略规划和实施计划。现阶段城乡居民的消费是理性的，也是对具有货币支付能力的购买力的正确反应。要提高消费的比重，需要调整国民收入中一次分配的比例，需要加大对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体系的投入，也需要加强对城乡流通服务设施的建设。我们可以大致计算出多少减税和增投换来多少消费的增加，还可以大致计算一下增加投入与促进消费之间的边际关系，即每增加单位投入带来的消费增加是递减还是递增，为宏观决策提供依据。商务系统的实践已经证明，只要把流通领域的工作做细做实，即使在现有社会保障条件和消费文化环境下，通过完善农村流通网络、加强城镇社区服务体系建设等，妥善解决好有钱不敢花、有钱不便花的问题，消费需求仍可以得到增加。

　　关于外贸依存度问题。国际上习惯把外贸与GDP的比值称作外贸依存度。1980–2007年，我国外贸依存度从12.5%上升到66.2%，高于美、日20%左右的水平，但低于发展中国家82%的水平；2008年由于人民币升值等因素，我国外贸依存度下降了约6个百分点。其实，外贸“依存”度并不等于国民经济对外贸的“依赖”度，更不等于风险度，国际组织从来没有把该比值与风险挂钩，新加坡、中国香港等的外贸依存度远远高于“金砖四国”(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但没人认为前者比后者风险大。从理论上说，外贸依存度的计算方法也存在争议，其分母GDP是增加值，分子外贸额是交易值，经济内涵不相对应。如果为了把外贸与内贸做一个对比分析，也可据此设一个“内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