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银监会浙江监管局局长杨小苹：“我们不良贷款率是1.62，全国是11.61，广东是17.49%，天津20.53%。”
记者：“这个数字很惊人的。”
杨小苹：“非常惊人。”
记者：“您对这种创新，您觉得能复制到全国吗？尤其是在您刚刚看到其他省份的不良贷款率的情况下？”
杨小苹：“我觉得是这样，各地的银行都要结合自己的实际，当地的实际来探索你自己的探索小企业支持的模式，给小企业支持的机制。”
针对担保公司缺乏规范的问题，有关部门也在寻求解决办法。国家开发银行浙江省分行与浙江省中小企业局联手，打造了一套新型担保体系，‘抱团增信’担保融资模式。将多家担保机构整合“抱团”成一个共同的担保体系，与银行、企业、政府四方共同组建贷款融资平台。
浙江省中小企业局财务统计处处长卢绍基：“每个担保机构首先要给平台交一百万的风险准备金，那么出问题以后，就由10家担保机构来共同承担。”
同时抱团增信平台还特别设置一层监管防火墙，减少了个别担保公司的恶意违约风险。
卢绍基：“它每个月的业务、财务报表、它整个资金的流向，都受到了风险决策委员会，就是这个平台的严格的监控，也就是使它的业务，最大程度的限制在为中小企业担保服务，而不是去做担保以外的其他业务。”
国家开发银行浙江省分行副行长范显伟：“一家担保公司的信用能力，变成十家担保公司的信用能力，然后再加上政府部门的引导、信用，这样对这个贷款发放风险，我们觉得能够降到最低。”
从根本上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问题，仅靠商业机构和中小商业银行远远不够
在银行看来，中小企业资本规模小，技术落后，产品单一，财务制度不健全，抵御风险能力较差，而在中小企业看来，银行贷款门槛高，审批程序复杂，很多要求和指标并不能真实反映企业状况。如何拉近双方的差距？刚才看到浙江、河北、福建等地都开始了积极尝试。不过，要想从根本上解决中小企业的融资问题，仅靠这些商业机构和中小商业银行还是远远不够。
在杭州采访时，记者了解到，对于网络联保，阿里巴巴充满信心，但建行却提供了这样一个数字：报名网络联保的中小企业有一万三千多家，而通过审核获得贷款的只有八百多家，通过率为6%。目前建设银行与阿里巴巴正在不断完善网络联保，然而一个无法忽视的事实是，目前在中国4200万中小企业中，只有很少一部分企业使用了电子商务。对于大多数中小企业来说，网络联保依然是镜中月，水中花。
记者：“获得审批的一千多家中小企业同全国4200万的中小企业相比来说，真是沙漠中的一滴水。”
吕薇嬿：“对，非常的少。”
记者：“我们感叹它的珍贵，但是我们无法相信他能够帮助中小企业走出困境。”
吕薇嬿：“目前的量，我也觉得不高，只有1000多家，但是我们未来的这个方向以及产品设计的这个方向就是往规模化去操作的。”
阿里巴巴希望能够把网络联保向全国推广，但是建行对这个问题却显得很谨慎。
钟爱军：“我们第一批选的是北京，上海，广东，江苏，深圳都是一些小企业诚信度比较高的，然后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那什么时候到西部，不知道，说不好。”
而就在一批中小银行加大对中小企业支持的同时，记者在深圳也注意到了这样的现象。作为经济特区，深圳吸引了越来越多各地股份制商业银行，然而这些中小银行的到来非但没有在中小企业贷款市场展开竞争，反而是对大客户展开了更加残酷的厮杀。
浦发银行深圳分行副行长钟明明：“我们感觉到竞争最激烈的领域，应该是在大的一些企业，一些非常大的国有的一些财政背景的这一些企业项目的贷款，比如深圳的地铁等等，这些领域是竞争非常激烈，银行甚至相继下降，就是贷款利率一降再降，但是在中小企业领域当中，竞争并不激烈，中小企业贷款，各家银行都是有一定的难度。”
2005年7月，银监会出台了《银行开展小企业贷款业务指导意见》，要求对中小企业信贷增长速度要高于其他信贷增长速度，总量要高于其他项目贷款增量。但这些措施也就没有完全得到落实。
钟明明：“关键的一点在于，这一些(中小)企业贷款的风险比较大，难以把控，你像国有的大企业，一旦出了问题，国家还会来重组啊，还会来进行一些，解决一些贷款难的问题，但是这些中小的企业，特别小企业，一旦产生问题破产的话，就没人管，所以银行的贷款质量就没有办法得到保证。”
而对于风险补偿机制来讲，和众多中小企业巨大的资金缺口相比，地方政府财力毕竟有限，实际操作中，风险补偿机制也逐渐暴露出薄弱的一面。
中国银监会福建银监局副局长黄邦锋：“到去年末为止，福建省小企业贷款的不良贷款率，是6.71%，那么我们整个银行业，平均的水平是百分之二点一几，那么也就是小企业贷款，就是风险度是正常的平均水平的三倍多，那么风险补偿金，只是给0.8个百分点，千分之八，换算过来，0.8个百分点，只解决这个一小部分。”
记者了解到，在有些地方，小企业的不良贷款率达到了20%左右，那么0.8%的风险补偿对于银行的损失来说，杯水车薪。今年初，财政部对商业银行的中小企业不良贷款的核销方面，适当放宽了政策。不过在黄邦锋看来，这些政策还远远不够。
黄邦锋：“我想如果税收方面如果能出台一些政策，比如说对银行业，办理中小企业贷款，这个在税收方面能给予更多的这种优惠，那这样子可能就会更加直接一点，更加调动银行业，这个放贷的积极性。”
中国社科院中小企业研究中心研究员陈乃醒认为，除了大力发展面向中小企业的专业银行，拓宽中小资业融资渠道外，更重要的是放宽对中小企业的行业准入限制，在竞争中增强企业经营活力。
中国社科院中小企业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博士生导师陈乃醒：“当务之急就是对中小企业的投资不实现，能投哪里，哪里需要都应该可以投，无论哪个部分都应该是，都应该发展，不管是能源还是钢铁，还是航空，远洋运输等等，都可以，都应该实现，这样就使得我们在更大空间内发挥我们私营经济的作用。”
陈乃醒还建议，中小企业多是私营企业，要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更重要的是在法律和政策层面创新，跟进，创造更为宽松的环境。
陈乃醒：“这个私营经济它在发展过程中，会为了适应市场经济会有一些自己的创造，自己的创新这个创造，这个创新可能会和我们的现有的法律，现有的政策形成抵触，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办，是修改法律调整政策还是限制发展，在我看来，应该学习一下修改宪法的那种魄力，我们的部门宪法，地方法律，部门法律，专业法律，都应该像宪法那样，凡是与发展经济不适应的地方那么都应该去做修订。”
半小时观察：中小企业融资难为何难以根治？
尽管社科院的调研还没有拿出最终的数字，但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金融危机对国内中小企业带来的冲击是多方面的，影响程度不容忽视。应该说，中央层面的政策对中小企业的认识是到位的，在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的“国十条”中，提出要重视对中小企业的技术改造；在金融支持经济发展的“金融九条”中，直面中小企业的融资难题，提出贷款要向中小企业倾斜等。
然而，从我们多年破解中小企业融资难所遭遇的波折看，它远不止是银行借不借钱的问题。在融资难的背后，暴露出了我们在经济整体结构、金融市场结构以及资金供求结构等方面的重重矛盾，正因为诸多难点集中一处，又互相交织，所以这个问题一旦进入到操作层面，就总是难以真正得到根治。
金融危机一方面给中国的中小企业造成了严重挫折，但同时也给我们全方位思考破解之道提供了契机。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绝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必须在政府支持下，建立一个多元化的中小企业服务体系。这一体系不光具有完善的融资担保功能、风险补偿机制和税收优惠政策，还应当在设立专门的中小企业银行、制定中小企业信用评级标准、规范管理拓宽民间融资渠道以及发展中小企业直接融资等方面做出全方位规划。
如果说大型企业是中国经济的骨架，中小企业就是中国经济的细胞。中国经济能不能继续健康成长，归根到底，还是在于我们能不能维持这些细胞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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