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文英：纺企税收负担过重 挤压生存空间

　　记者针对近来的敏感话题采访中国纺织工业协会副会长、中国棉纺织行业协会会长徐文英的当天，恰好有电话打来通报：新疆一家全部采用进口设备的棉纺企业，因为银行减少40%贷款，目前开车率仅有1/4。这样的情况在业内并不鲜见。“政府管不了银行，短期内别想翻本。”距离振兴规划颁布已经过去了两个多月，徐文英直言，商业银行贷款的井喷式增长够不到被列入高风险名单的棉纺行业。
　　不久前多家棉纺企业在石家庄常山集团召开的座谈会上，围绕增值税“高征低扣”、滑准税、税赋摊派过重的话题，可谓怨声载道。工业买单的事实虽然一直存在，但以往内外部压力没有金融危机时期大时，这些还不是主要矛盾。保生存、保订单被摆在首要位置后，政策中可以争取的内容就显得弥足珍贵。
　　笑称自己是“徐厂长”的徐文英，难忘在政策滋养下棉纺业高速增长的黄金十年，也由此感喟宏观环境变化令不公平部分的负面影响成倍放大。
　　游弋政策缝隙
　　收获黄金十年
　　就像徐文英的办公室里挂着标明身份的“世界棉花地图”一样，他的脑子里也浮现着一张棉纺业发展的曲线图谱。在他看来，建国以来特别是“十五”、“十一五”期间是棉纺业发展最快的时期，中心事件就是围绕“压锭”而来的政策泽被。
　　1992年~1997年正值改革开放初期，规模增速过快，结构性矛盾突出，无节制带来的后果是全行业连年亏损。这样的背景下，国家提出第一次压锭技改，淘汰落后设备，引进当时在国内处于空白的无梭织机、清梳联合机、自动络筒机等。
　　尽管当时并没有严格的审查制度作为保障，企业只要到废品收购站盖章证明即被划入压锭范畴，但是每压1万锭国家补贴1600万元贷款的巨大政策推力，仍然使企业的技术改造通过这一轮压锭获得提升。
　　“全行业设备改造量大面广，不是靠每家企业几十台先进设备的补血就能挽救陈疾。”徐文英认为，充分解决这一问题应该是在1998年~2000年第二次压锭技改时期。当时国家战略性结构调整的三大目标为：压缩1000万锭，分流120万人，实现全行业扭亏增盈。“纺织行业结构性调整以棉纺压锭为突破口，肯定了它在产业链的枢纽位置。
　　事实证明，到1999年，连续7年的全行业亏损得以遏制，首次实现利润100多万元。2000年开始全面赢利，利润率直线上升。回头看，当时多项利于企业“轻装”的政策扶持可谓立竿见影：压锭企业全部核销呆坏账，直接受益者就是负债高的国有企业；实行债转股，把所有企业欠银行的债务划作银行股份，企业不必再还这部分钱的利息；“4050”（距离退休还有十年）人员分流安置，为企业卸下了包袱。凡此种种，足有十几条。
　　在此基础上，2000年~2007年棉纺业进入高速发展阶段也就不足为奇。两次压锭带来了技术升级，加入WTO又扩大了市场空间，被压抑了10多年的增长需求得以释放。
　　据统计，到2000年，全国棉纺行业共压缩960万锭，剩余3443万锭，而到2007年时又重新增长到9900万锭；2000年全国纤维加工量1360万吨，到2007年时增长到3530万吨，7年总增长量相当于建国50年的1.7倍。在多方呼吁下，国家于2004年取消了对棉纺行业纺纱能力的限制。
　　税收负担过重
　　深度挤压生存空间
　　“利润空间没有被完全吃掉之前，对于一些政策，企业还扛得住，眼下生存都受到威胁了，要回合理部分也在情理之中。”徐文英认为，2008年棉纺业在多年高增长后复又面临困难，是内外部环境双重发力的结果，既暴露了行业数量型增长的弊端，也让政策因素之于行业命运的重要性受到瞩目。
　　金融危机影响下国外需求减少尽管是阶段性的，但也映衬出我们的产能相对过剩。然而徐文英认为，最值得关注的是国内宏观调控政策的转向。稳健的财政政策和从紧的货币政策，使企业资金压力加大，人民币升值带来换汇成本受损、出口退税率始终未及17%标线等因素，影响了企业的出口积极性，加之出口保证金制度对企业流动资金的限制、针对棉花进口的滑准税制度，新劳动法对提高用工成本的要求，堪称困扰重重。
　　金融危机影响下国外需求减少尽管是阶段性的，但也映衬出我们的产能相对过剩。然而最值得关注的是国内宏观调控政策的转向。
　　调查显示，棉纺企业目前面临的突出问题是税赋过重，负担率远远大于利润率。据统计，一家20万锭生产能力的棉纺企业，2006年~2008年的三年平均增值税税赋为6.7%，综合税赋8.8%，而利润率只有5.2%，形成强烈反差。2008年国家权威机构公布的其他行业平均税赋率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