筚路蓝缕 衣被天下（二）

　　第二个阶段，维尼纶时期。人造纤维搞了两三年，主要使用木材为原料，但适用的木材资源十分紧缺，发展化学纤维再次受到原材料的制约。到1964年，我们采用矿物质材料制作纺织原料，也就是维尼纶。这样，我们就从人造纤维转到了合成纤维的新阶段。维尼纶纤维用电石作原料，资源相对丰富。但是，我们没有这个技术。当时世界上拥有维尼纶技术的国家只有日本，我们就和日本谈判引进技术。当时中日之间还没有建立邦交，只能通过半官方的机构来进行，中国叫廖承志办事处，日本叫高崎达之助办事处。这个过程中，我们曾经受到了日本右翼势力和台湾蒋介石集团的多方阻挠，他们妄图阻止向我们输出此项技术。后来这些阻挠阴谋都被一一击破。这个项目是中日建交前，日本对中国出口的第一个成套设备项目，中央非常重视，周总理亲自过问，廖承志具体负责指导，最终胜利建成，年产量为10000吨维尼纶。这套生产工艺设备，在日本是建在一个厂内，但中国引进后，前面部分以电石为原料，生产聚乙烯醇，由化工部负责，建在北京东郊的九龙山；后面部分为抽丝，由纺织工业部负责，建在北京顺义。两个厂距离很远，分开生产，增加了产品成本。顺义维尼纶厂的建设，周恩来、邓小平、陈云、李先念、彭真等同志都去看过。这个项目的建成标志着我国发展化学纤维已从纤维素原料，进入到使用矿石原料的合成纤维阶段。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我国天然纺织原料更趋紧张，轻工业部（“文革”期间纺织、轻工、二轻三个部合并）就参照北京九龙山有机化工厂和顺义维尼纶厂的设备、工艺技术，在全国建了9个维尼纶工厂。从1964年开始到上世纪70年代末，维尼纶产量大幅度增加，部分填补了纺织工业对原料的需要。但是，很快另一个问题就突出出来了。维尼纶用作纺织原料，本身的性能不是太好，主要是穿在身上发涩，不挺括，舒适度不高，开始时市场还接受，渐渐地人们就不太欢迎了。上世纪80年代后，维尼纶纺丝生产逐步停止，只保留了前面的原料部分和少量纺丝生产，主要从事聚乙烯醇等浆料生产。

　　第三个阶段，石油化工原料时期。这个阶段从1972年开始，用石油、天然气做原料，生产涤纶、腈纶、绵纶等产品。当时决定引进国外先进成套技术设备，主要有三个因素起了重要作用：一是1971年七八月间，毛主席南巡途中，让身边的工作人员利用休息上街的机会进行社会调查。有人回来说，辛辛苦苦排了半天队，才买到一条的确良裤子。毛主席很惊讶，怎么买一条裤子还要排半天队？就问周恩来总理为什么不能多生产一些。周总理讲，我们还没有这个技术，还不能生产。毛主席就问，买一个行不行啊？周总理说那当然行。当时极左思潮盛行，到处批判洋奴哲学、卖国主义，如果毛主席不发话，别人是不能决定从西方发达国家进口成套技术设备的。二是“九·一三”事件后，中央调整政策，纠正“左”的错误。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后，同国际上的交往增多，特别是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后，西方发达国家相继同中国建立邦交。国内外的政治、经济气候都有利于引进技术设备。三是大庆油田的产量已经上来了，1972年原油产量达到4567万吨，可以为开发以石油为原料的合成化纤提供资源。这三个方面的因素凑到一起，才使引进合成化纤的成套技术设备成为可能。从市场需求方面看，当时穿衣的供需矛盾越来越大。“文化大革命”前的1965年，棉花产量是209万吨；1972年，也就是决定引进化纤成套技术设备的那一年，棉花产量反而下降到195万吨。而同一时期的中国人口，则从7.2亿增长到8.7亿，整整增加了1.5亿。新增人口都要穿衣，这就使得纺织品供应不足的矛盾更加突出。轻工业部对引进成套设备极为重视，特地成立引进成套设备办公室，由焦善民副部长任主任，李正光、王瑞庭、牛迪义、陈锦华分别兼任副主任，负责计划安排、对外谈判、设备引进、工程建设及生产培训等工作。1972年1月我们给中央打报告，最早的方案是引进上海、天津、辽宁、四川四套化纤设备和两套化肥设备。但在谈判中，发现国外的化肥肥效非常高，比国内的小化肥含氮量要高出3倍，增产作用大，于是就把引进的成套化肥装置，由2套扩大到13套。再加上武汉钢铁厂的1.7米轧机、发电厂设备以及综合采煤机械等，最后形成共计26个项目、用外汇43亿美元的引进方案。这次大规模成套技术设备引进，使钢铁、化工、化肥等相关产业都上了一个台阶，缩小了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回顾这段历史，站在一个更加宏观的层面来看，这批引进项目对中国的工业现代化，特别是原材料工业，意义是很大的。上海、天津、辽宁、四川四个合成纤维厂投产以后，以它们为依托，经过不断地扩建、改造，培养了人才，积累了经验，为改革开放后的大发展，奠定了重要的物质技术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