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源于无知(一)

与欧盟最终就纺织品问题达成协议，使中国避免了与欧美两大贸易伙伴“两线作战”的风险。中欧的协议也为解决双边贸易分歧确定了新的典范，即对话和协商是最好的方式，可以达至“双赢”。 　　而美国采取了和欧盟迥然不同的做法，如欧盟贸易委员曼德尔森所说，“美国选择了先行动，再对话。”在单方面对中国纺织品实施配额限制后，美国才派出商务部长古铁雷斯来到中国进行“解释”。此外，美国还试图以“汇率报复”的方式来迫使人民币升值。 　　欧盟的建设性对话遏制了欧洲的保护主义，而美国的单方行动则刺激了美国贸易保护主义者的胃口。就纺织品、贸易等问题上的美国保护主义倾向及其效果，本报记者采访了美国凯托研究所(Cato Institute)高级研究员阿兰·雷诺兹(Alan Reynolds)。 　　雷诺兹近日在美国媒体发表《制造业与贸易》一文指出，所谓的美国制造业由于受到来自中国的冲击而正在失去市场的说法是荒谬的，由此引发的贸易保护主义行为更是错误。美国制造业的问题，不在于过度的进口，而在于虚弱的出口；不在于中国经济的强大，而在于日本和欧洲经济的虚弱。而鼓吹贸易保护的人们，或者代表其他国家的利益，或者是特殊利益集团的代言人，或者二者兼而有之。 　　雷诺兹是早期“供应学派”代表人物之一，在里根时期，他和现任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曾一同任职于白宫的管理与预算办公室。他曾在哈德逊研究所任职，并任芝加哥第一国家银行首席经济学家，1996年任全美税务改革与经济增长委员会研究室主任。而成立于1977年的凯托研究所是美国著名经济学智囊机构，标榜有限政府和自由市场。 　　压力来自配额制度受益者 　　《21世纪》：你怎么看待近期中国和美国之间关于纺织品的贸易争端？你认为美国对某些种类的中国纺织品所实施的限制是否反映了美国国内的某种贸易保护主义倾向？ 　　雷诺兹：首先我想澄清，人们往往混淆了纺织品(纤维制品)和以纺织品制造的服装这两个概念。美国的纺织业是一个高科技和资本密集型的产业，在许多产品上有非常强大的竞争力，包括地毯和室内装饰纺织品。相比之下，操作纺织机的工人在美国不能得到很高的报酬，使得这一领域的工作没有竞争力，因为美国人可以在远没有这么费力气的纺织品服务和零售业上赚到更多的钱。 　　这说明了，为什么大多数的纺织工作很早以前已经外包给像墨西哥这样的国家，因为那里有更多的年轻工人，却缺乏资金。这和意大利的时装一般是在土耳其或东欧国家缝制是同样的道理。 　　因此，一些限制中国服装进口的政治压力可能来自亚洲的其他国家，以及拉美国家，它们过去曾是配额制度的受益者，它们接受了美国纺织业的外包，而配额制度的终结使它们的部分利益转移到了中国。如果限制美国从中国进口的政治努力获胜，只会使其他亚洲、欧洲和拉美国家获益，中国在美国市场上被人为限制的竞争力将会成为它们提价的绝好机会。 　　《21世纪》：贸易保护主义思维的背后原因是什么？这种思维在何种程度上和政治相掺和，而不仅仅出于经济考虑？ 　　雷诺兹：在所有工业化的经济体中，制造业的就业人口在许多年里一直都在减少，因为高新科技提高了实际产量，以及单个工人的实际收入。但是存在一种意识形态化的看法，即制造业工作的丧失是因为进口取代了国内产品，但这种看法并没有任何现实基础。只有在国内制造业发展良好的时候，进口才会增加，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美国工业依赖进口的原材料和零部件来保持较低的生产成本。 　　那些希望能从进口的威胁下取得保护的公司相信，通过减少竞争它们就能够提高价格和利润率，它们声称增加的利润将被用来雇用更多的工人，但是没有任何根据显示，这真会成为现实。政治家们利用了这些误解，目的是帮助自己获得政治支持，其形式是选票以及来自特殊利益团体的竞选捐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