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大因素干扰经济和谐发展
--未来5-15年我国经济发展前景分析之三

未来征途中的障碍绝不仅仅只有资源环境矛盾和一些内部体制性问题，社会事业发展滞后、区域发展不够协调以及国际环境中日益增加的不确定和不稳定因素都是干扰我国经济和谐发展的“拦路虎”。 　　一、社会事业发展滞后的矛盾日益尖锐 　　首要的表现就是公共服务资源配置严重失衡，特别是在公共教育领域和公共卫生领域。当前我国公共教育资源过分向高等教育倾斜，致使对义务教育的公共投入严重不足。２００３年，高等教育占教育经费的比重上升到２４％（通常为２０％左右），而农村义务教育却面临着捉襟见肘的尴尬；公共卫生资源过分向城市倾斜，而农村缺医少药的现象仍很严重。 　　现有公共财政和社会协调机制难以适应社会流动性增强、社会分层加快的新挑战，是社会事业发展滞后矛盾的另一个表现。比如农民向非农产业和城市大量转移，但城市财政体系远远没有做好准备，使得这些流动人口的合法权益难以得到保障。在强势群体日益高涨的利益诉求声中，贫困群体和社会边缘群体的呼声往往被忽视。 　　基数大、增长偏快、素质偏低、“未富先老”，是未来二三十年我国人口发展的基本态势。在现有技术水平和制度框架下，人口发展的这种严峻态势必将加剧对资源环境和经济发展的瓶颈制约，多重经济社会压力也将接踵而至，因此今后必须在技术和制度层面均有所突破。 　　城乡贫困问题出现反弹，贫富差距迅速拉大，也凸显化解社会事业发展滞后矛盾的紧迫性。随着城市化浪潮和社会转型加速，在失业人口、流动农民工、失地农民和老年人口中正在形成新型贫困群体，这也折射出当前社会保障不健全、公共服务供给不足，以及收入再分配手段不完善等问题。 　　二、区域协调发展面临的挑战日益严峻 　　由于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已得到更大程度的发挥，生产要素流动将越来越取决于投资回报率和区域专业化分工等导向，各地区经济发展的差距将继续扩大。尽管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加快，但与东部的差距仍然在拉大。 　　区域发展不平衡的要害并不在于经济发展差距，而在于社会发展差距、基础设施条件和全民福利水平。目前中央财政对欠发达地区的转移支付力度还不够，公共服务均等化程度还较低，区域政策在消弭市场缺陷方面的效果尚不理想，还没有明显改善欠发达地区的基础设施条件。欠发达地区的自我发展能力和公共服务能力不足，全民福利水平难以普遍提高，不利于逐步改变目前全国低水平、不全面、不平衡的小康状况。 　　三、国际经济环境的不确定和不稳定因素增加　　　 　　世贸组织的一项统计结果显示，伴随着贸易保护主义的盛行，全球贸易摩擦的高发期已经到来。去年下半年，共有１７个成员对３２个国家和独立关税区的出口产品进行了１０３起反倾销调查，其中１５个成员对２６个国家和独立关税区的出口产品实施了９１项反倾销最终措施，而我国被施加的反倾销措施多达２５项，位列世界第一。今后绿色标准、技术标准、劳工标准、企业社会责任标准等“新贸易壁垒”会不断涌现，这对于出口增长方式粗放的中国无疑是个严峻的挑战。 　　另外，随着我国经济的开放程度愈来愈深，未来的经济发展将越来越受到世界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影响。国际市场上能源、粮食和矿产品价格的波动势必也会对国内市场价格、企业成本和供求关系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导致国内经济运行异常波动。 　　不仅如此，入世过渡期结束后，开放市场的承诺一旦全面兑现，国内产业将面临着更为严峻的国际竞争和一系列的新经济风险，在现行经济体制和政府职能不完善的情况下，我国适应开放型经济要求的宏观调节手段和风险防范机制还不健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