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环境压力加大　体制性问题急需解决
--未来5-15年我国经济发展前景分析之二

虽然我国中长期经济增长的后劲十足，前景看好，但依然存在着诸多制约潜力发挥的障碍，尽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破解经济体系内部的体制性“顽疾”已迫在眉睫。 　　中国许多人均重要资源的占有量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见图一），但目前能耗和资源消耗水平却明显高于发达国家。２０００年，中国单位产品实物消耗指标的国内先进水平和世界先进水平差距很大，其中火电耗煤相差２４．１％、水泥综合能耗相差４４％、乙烯能耗相差６９．７％。中国矿产资源总回收率为３０％，比世界先进水平低２０个百分点，生产、流通和消费领域普遍存在资源利用效率低下和严重浪费问题。同时，中国的环境承载能力已十分脆弱。由于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模式，经济高速增长的背后往往是严重的环境污染，尽管环保得到了高度重视，但环境质量“局部有改善，整体在恶化”的状态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仍会持续下去。这同时也会使水和土地等状况恶化，加剧资源的供求矛盾。 　　更令人担忧的是，未来５－１５年，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入高速发展时期，我国对资源的消耗必定高涨，而高投入、高消耗、低产出、低效益的经济增长方式则将进一步加大资源的供求缺口和环境的压力，导致经济运行的成本过高。分析表明，我国矿产资源的国内供给率今后会继续下降，对国际市场的依赖程度将与日俱增（见图二）。 　　资源和环境对可持续发展的压力，本质上反映了我国科技发展不适应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需要，以及偏低的技术水平制约着经济效率的提高和增长潜力的发挥。由于缺乏相关的产业技术，或是有技术却又没有推广应用的动力，难以走出粗放型增长的怪圈。卢中原指出，同去年出现的结构性、局部性投资过热一样，当前粗放的增长方式和低下的经济效率也存在着体制性根源，只有打破以下不合理的体制框架，才是解决这些问题的根本之策。 　　一、投资体制改革明显滞后。政府投资范围界定不清，对竞争性领域的投资介入过宽，行政干预过多，忽视投资的经济效益。对民间投资还存在过多准入壁垒和审批；习惯于借助预算内投资来调控经济运行，而不善于通过政府消费来提供公共服务；在市场准入方面偏重经济性指标，忽视社会性指标；对全社会投资重监管、轻服务，缺乏科学的、有预见性的宏观产业导向。 　　二、财政税收体制不规范，不利于消除政府过多干预经济的内在动因。公共财政体系不健全，分税制和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不完善，各级政府财政支出中经济建设投入过多，而公共服务开支仍然不足。 　　三、金融体制改革进展迟缓，金融参数失真。银行体系不能满足经济增长特别是中小企业对市场化融资的需要；利率、汇率机制僵化，资金价格扭曲，容易刺激粗放型经济增长，不利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证券市场的制度创新久拖不决，难以发挥扩大直接融资、提高资本配置效率的作用。 　　四、环境和资源的使用成本过低，难以形成相应的替代、节约资源的激励和约束机制。建设项目几乎不计环境、资源的使用成本。矿产资源税目前还是按照实物量征收，刺激过量开采。煤、电等资源型产品价格失真，容易导致不计成本、忽视效益的低水平扩张。 　　五、土地配置缺乏规范、长效的管理制度，易引发盲目投资和新的社会矛盾。土地产权主体和权利界定不清，保护不力。土地供应方式过于行政化，导致地价严重扭曲。土地使用性质缺乏明确界定，土地收入的分配和管理相当混乱，各种“黑箱操作”和腐败行为猖獗。缺乏权威的国土资源总体规划和跨行政区域规划，导致地方各自为政、任意调整规划和贪大求洋。 　　六、经济增长和投资增长的高峰，往往正是地方党委和政府换届的时间。现行干部选拔、考核制度和行政管理体制都存在明显缺陷，对权力的监督制衡机制也很薄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