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全球棉花和纺织市场中所起的作用(二)

　方法 　　该研究调查了中国纺织工业可能在ATC 协议取消后的矛盾中发生的变化。所使用的CGE 模式将全球纺织&服装贸易一体化。历史趋势预示，世界纺织&服装贸易可能增长，因此世界市场结构的变化可能继续不受贸易政策改变的影响。同样，世界纺织&服装贸易因短期宏观经济因素而产生波动，如收入增长异常高或异常薄弱的时期。我们在此仅做研究不做预测。短期内，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可能诱发产量的变化和超时贸易，看起来与本研究预计的假设冲突有很大区别。从更长的角度看，我们不能预测未来的趋势，或未来结构变化的速度。研究中使用的方法有时被称为 '反事实'或者假设情节分析。我们提出这样的问题：假定市场结构增长和变化趋势，ATC的实施将如何促进世界贸易的增长或引起世界市场结构发生进一步的变化？我们在使用反事实法的时候结合了计算综合平衡法（CGE）和局部均衡模式。 　　研究中使用的intertemporal CGE 模式出自Diao 和 Somwaru 的2000 / 2001文献。本研究使用的中国农业经济模式出自Fang 和 Babcock的 2003 文献，近期一直被农业部和德州技术大学的实用经济学不断发展。本研究将两种模式放在一起，依赖CGE 模式的全球经济覆盖面捕获指导中国纺织工业发展的世界经济变化因素。在后-ATC 时期，依靠经济模式来分析中国纺织工业成长对中国农业的影响。研究中利用的intertemporal CGE 模式数据来自GTAP 数据库第6版本，首次发表于（GTAP 2003）, 包括2001年各国 / 地区在全球贸易、生产以及消费中的数据。原始数据包括85个国家 / 地区和57个综合行业。我们在研究中将统计数据输入14个国家 / 地区和7个行业，包括棉花、其他农作物、牲畜、加工食品、纺织品、服装、综合制造及服务行业。 　　在研究中，我们首次将受多种纤维协定（MFA）限制和非限制的出口国家分组。尤其是受MFA限制的出口国家包括（1）中国，（2）印度，（3）大多东南亚国家（印度尼西亚、泰国以及马来西亚），（4）中东，（5）前苏联地区的国家，（6）拉丁美洲国家（不包括墨西哥和加勒比海国家），（7）其他南亚地区和东南亚国家。另一方面，由于特惠贸易协议，以下地区出口不受限制：（8）北非地区和东欧国家，（9）其他非洲国家地区（代表在欧洲市场不受限制的发展中国家），（10）墨西哥地区和加勒比海国家，（代表在北美市场不受限制的国家）。研究还将以下工业国家作为全球主要进出口国：（11）北美（美国和加拿大），（12）欧盟，两个非限制的地区：（13）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以及（14）日本，中国台湾，香港（特区），韩国。由于当前中国台湾（地区）、香港（特区）和韩国的服装出口未使用配额，我们在研究模式中将他们视为发达地区和国家。 　　ATC的实施预计直接影响纺织品 & 服装（T&A） 贸易。其他因素也影响T&A 贸易，并且ATC的实际实施将导致影响市场的其他因素发生变化。一个国家纺织品和服装出口的变化也通过产入和产出、供需关系以及价格互动影响该国的国内经济及世界经济。本研究试图捕获经济活动中类似的联接，评估 ATC 的实施对世界经济的综合影响。Intertemporal 模式得到的信息显示，资源再分配、动态投资 / 生产、消费 / 节约、以及国际资金流动都能获取利益。这项研究的重点放在后-MFA时期世界市场可能发生的转变。 　　本研究概述了进出口国家是否获得MFA配额费用问题。由于进口国政府没有拍卖配额，因此，进口数量限制所发生的费用应该由出口国家使用。但近期研究证明，在许多情况下，进口公司能够行使市场影响力并获得至少部分配额费用。对部分发展中国家来说，配额费用的损失将是社会福利变化的一个负面因素。MFA 限制给部分发展中国家对设限国家（北美和欧洲）的纺织&服装出口制造了困难，降低了他们的出口效率。在后－MFA时期，发展中国家[包括（1）－（7）]的纺织&服装出口变得相对容易，因此，出口增长。但本研究没有假设受限出口国在MFA 配额取消之后损失配额费用的问题。 　　我们利用CGE模型模拟了MFA配额取消之后受限出口国/地区（1）－（6）纺织品和服装出口效率提高的效果。我们分析了纺织品&服装贸易之间的关系，以及91个国家在37年的国家收入。基于这一经济分析，我们在模拟中用外因提高了纺织品&服装贸易的增长幅度。从技术上，我们用外因将这些地区的年出口效率提高0.3个百分点（但国家之间有差距）：假设MFA 配额取消将某些发展中国家的出口能力提高，我们计算了各个发展中出口国的纺织品&服装（T&A）所占GDP的比例。我们假设这个比率代表每个国家的出口效率（相当于找到一个产能指数的原始方法）。两个可选脚本也测试出效率增幅差异在4－5个百分点。此外，我们假设所有国家（包括受MFA限制的发展中国家）的其他的纺织&服装进口贸易壁垒（关税）均被削减，各个国家进口平均关税削减后的水平接近。把发展中国家的综合贸易障碍减少输入模拟方法，包括 ATC 随着 MFA 逐步淘汰的互惠制改革。 　　分析的下一步是在模拟中利用CGE方法评估中国纺织产量随经济计量模式出现的变化。这要求假定纺织产量和纤维用量之间的关系。不断增长的纺织生产要求不断加大投入，包括纤维，假设纺织产量的变化可以在一比一的基础上转换成中国的纤维需求变化。而且，当CGE方法模拟的中国纺织产量增长出现价值变化时，反应尤其强烈的是较高的纺织品价格，每个美元的纤维出口含量可能随着FMA的结束而提高。一个普遍的预言证明，服装贸易数量限制提高质量。如此，自由贸易可能导致市场转向美元纤维含量高的产品。 　　在计量经济学模式中，中国的棉花被当作全球综合供求框架的一部分，这个框架包括中国、美国、欧盟、非洲以及20个其他国家和地区。历史及预测性的宏观变量（实际国内生产总值、汇率、人口、以及GDP通货紧缩）来源于食品和农业政策研究所（FAPRI）。棉花产量、用量、期末库存、进口和出口数据来源于美国农业部产量、供应和分配（PSD）数据库。工厂纤维用量和人造纤维数据来源于粮农组织世界纤维用量调查，以及对不同国家的私人调查。棉花模型的主要组成有供应、需求、价格联系方程式，人造纤维产量，以及一个纺织产量方程式。 　　棉花种植面积模拟运用了两阶段框架。第一阶段确定总面积。第二阶段利用经济变量（预期的净利润）来确定棉花和主要替代作物的播种情况（区域分配）。中国棉花生产有三个地区：1）黄河或华北平原，包括河南和山东，2）长江流域，包括江苏和安徽，3）西北地区，主要是新疆。在局部均衡模型中，三个地区以独立的种植模式和单产等式被分别模拟。 　　主要的竞争农作物分布如下：水稻在长江流域，大豆和棉花在黄河流域，玉米在西北地区。棉花的国内产量模拟也分两个阶段：国内纤维总用量和纤维用量中棉花所占比例。在经历了20年的高速发展之后, 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化学纤维生产国。自1997年以来，化学纤维用量增长迅猛，已经超过棉花。棉花在全部纱线生产中所占比例从1982年的86％降至近年来的大约60％。 　　在本模型中，有利的纤维价格（棉花、羊毛及聚酯）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决定总的纤维用量，棉花和其他纤维的价格比率习惯上由棉花比例与人造纤维比例决定。聚酯（人造纤维代表）和全球棉花（A 指数）的价格由全球净贸易量来决定。国内棉花价格也由国内产量、用量、净贸易量以及期末库存来决定。 　　在这项研究中，国内纤维总用量的变化被强加在经济计量模式中，每个 CGE 方法分析结果和模式中剩余的变量可以自由调整，以完成反事实脚本。CGE模型显示长期经济（50年）非常乐观，但这项研究只检测2004年之后的10年中，中国和全球市场可能发生的变化。虽然这一段时间较短，但它的长度足以了解较大的调整和投资与政策变化之间的关系，而且这一段时间足以保证其他意外事件不至于导致研究结果无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