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旗袍的演变历史

　　旗袍作为袍服大家族中的一员，其发源有人认为可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的深衣。深衣自春秋战国至汉代曾为时人所重，后世的袍服或与深衣有着一定的渊源关系。事实上，深衣与袍服颇有差异，前者上下分裁，效果相当于把上衣下裳连成一体；袍服则不分上下，基本失去了上衣下裳的意义，后来袍服逐渐被接纳为一种稳定的服饰式样，与上衣下裳的服制并行不悖。袍服自汉代被用于朝服，起始多为交领、直据，衣身宽博、衣长至附、袖较肥阔，在袖口处收缩紧小，臂肘处形成圆弧状，称为“袂”，或称“牛胡”，古有“张袂成荫”之说。袍服式样历代有变制，汉代深衣制袍，唐代圆领裥袍，明代直身，都是典型的宽身长袍，穿着者多为知识分子及统治阶层，久而久之蔚成风尚。袍服因而代表的是一种不事生产的上层人士及文化人的清闲生活。服饰上的宽衫大袍。褒衣博带，逐渐成为中原地区衣饰文明的一种象征。 　　流行于少数民族地区或游牧民族的袍服，一般都较为紧窄合体，以利于骑射或其他激烈活动，这种服式多采用左衽、窄袖，袍身比较适体。历史上，汉族人民也曾多次采纳这种窄身合体的袍服样式，赵武灵王所推行的胡服骑射就是比较典型的事例。唐代的胡服也风行一时，胡服在唐开元、天宝年间与胡妆、胡骑、胡乐同为时人趋奉，可算异域文化一次大面积的流行范例，属于长安街头当年的“舶来品”。在辽、金、元及清朝等少数民族政权统治时期，合身的袍服都曾一度扮演着服饰的主角，虽然又都经历或表现出变得宽博的过程或趋势。清代由于历时最长且较稳定，故袍服可视为典型服饰。 　　顺治元年（公元1644年），清世祖率兵入关，定都北京，继而统一全国。随着政权的初步稳固，开始强制实行服制改革，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雉发易服浪潮，律令之严性命攸关，有“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之说。至此传统的冠戴衣裳几乎全被禁止穿戴，相传千年的上衣下裳的服饰形制只被保留在汉族女子家居时的着装中。庆典场合不分男女都要着袍，各类袍服名目繁多，有朝袍、龙袍、蟒袍及常服袍等之分。从字义解，旗袍泛指旗人（无论男女）所穿的长袍，不过只有八旗妇女日常所穿的长袍才与后世的旗袍有着血缘关系，用作礼服的朝袍、蟒袍等习惯上己不归为“旗袍”的范畴。清朝统治者强调满语骑射，力图保持其固有的生活习俗和穿着方式，一方面要用满族的服饰来同化汉人，同时又严禁满族及蒙古族妇女仿效汉族装束，从顺治、嘉庆年间屡次颁布的禁令中，满族女子违禁仿效汉族妇女装束的风气之盛，可见一斑。至清后期，亦有汉族女子效仿满族装束的。满汉妇女服饰风格的悄相交融，使双方服饰的差别日益减小，遂成为旗袍流行全国的前奏。 　　清朝后期，旗女所穿的长袍，衣身为宽博，造型线条平直硬朗，衣长至脚踝。“元宝领”用得十分普遍，领高盖住腮碰到耳，袍身上多绣以各色花纹，领、袖、襟、据都有多重宽阔的滚边。至咸丰、同治年间，镶滚达到高峰时期，有的甚至整件衣服全用花边镶滚，以至几乎难以辨识本来的衣料。旗女袍服的装饰之繁琐，几至登峰造极的境地。此时的清王朝正摇摇欲坠难以为继，清廷内外交困，国力式微。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攻破了清朝封闭的国门。为挽救危亡，清廷洋务派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救国方略，派遣大批留学生到国外学习，军队也改练新军。在中国学生和军人中最先出现了西式学生的操衣、操帽与西式军装、军帽。洋装的输入，提供了评判美的另一种参照系，直接影响社会服饰观念的变更。日后旗袍演化为融贯中西的新式款型，其受西方影响的改变可说即是由此开端。 　　1911年辛亥革命风暴骤起，推翻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为西式服装在中国的普及清除了政治障碍，同时也把传统苛刻的礼教与风化观念丢在了一边，解除了服制上等级森严的种种桎桔。服装走向平民化、国际化的自由变革，已经水到渠成，旗袍由此卸去了传统沉重的负担。由于满族统治政权的消亡，旗袍此时穿着者甚少。西式中式装扮熙熙攘攘纷繁并处。旧式的旗女长袍既被摒弃，新式旗袍则在乱世妆扮中开始酿成。 　　此时的时装流行中心早已由苏、扬移至上海。商埠开放的上海华洋并处，五方杂居，成为十里洋场奢靡繁华之地。上海又是妇女寻求解放的重镇。传教士、商人、革命党人竞相创办女学，掀起了一股女权运动浪潮，寻求解放的社会大气候荡涤着服饰妆扮上的陈规陋习。服装装饰一扫清朝矫饰之风，趋向于简洁，色调力求淡雅，注重体现女性的自然之美。旗袍最初是以马甲的形式出现，马甲长及足背，加在短袄上。后将长马甲改成有袖的式样，也就成了新式旗袍的雏形。据说得风气之先的上海女学生是旗袍流行的始作俑者。当时的女学生作为知识女性的代表，成为社会的理想形象，她们是文明的象征、时尚的先导，以至社会名流，青楼女子等时髦人物都纷纷作女学生装扮。30、40年代是旗袍的全盛期，其基本廓形已臻于成熟。产生于辛亥革命后，北伐战争时期始渐流行的新式旗袍，有别于旗女的长袍。30年代后期出现的改良旗袍又在结构上吸取西式裁剪方法，使袍身更为称身合体，这在以后的章节中将会详细介绍。旗袍虽然脱胎于清旗女长袍，但已遇然不同于旧制，成为兼收并蓄中西服饰特色的近代中国女子的标准服装。 　　旗女与汉女的着装 　　作为女性着装的旗袍，与旗女有着密切的关系。所谓旗女，是指旗人家庭中的女性成员；旗人，则是清代对被编入八旗的人的称呼。清代八旗的成分以满族为主体，融合了汉族与蒙古族等其他民族在内。八旗中除清朝皇族爱新觉罗的宗室、觉罗以外，还包括八旗满洲、八旗蒙古和八旗汉军。八旗汉军和八旗蒙古分别由归附的汉人和蒙古人构成。清初八旗汉军有26万之众，是八旗满洲、八旗蒙古之和的3倍。因此，旗人不仅是满族人，还可以是蒙古族或汉族人。这样，把旗袍定义为满族人所穿的服装也就有失准确了。满族是生活在北方的少数民族，擅长渔猎并四处游牧，他们所穿着的袍四面开衩，有扣绊束腰带，脱卸方便又保暖，非常适合他们的生活方式。后来归附于他们的汉人和蒙古人也采用了这种服式。明末清初八旗制度逐步确立，旗人的袍服有所变化发展，与满洲早期的样式也有所不同，这时旗女所穿的袍可说是旗袍真正的前身，到民国才成为现代意义上的旗袍，称为新旗袍或新式旗袍。旗女的袍装与汉族妇女的两截装束，在清初有着明显差异。 　　满族入关后成了统治者，曾强令汉人剃发易服，但是强制性的服饰同化政策非但没有达到预期目的，反而激起汉人强烈的反抗。为了缓和矛盾，清政府不得不采纳了明朝遗臣金之俊的“十不从”。其中有：“男从女不从”、“生从死不从”、“倡从优伶不从”。“仕宦从而婚姻不从”等数条，才使汉族妇女得以继续穿着显示本民族气节的服饰，而戏装、结婚礼服、死殓丧葬服也同时被允许保持明代式样。在清代前期一直沿续到中期，旗女着装与汉女着装呈现出泾渭分明的特色。 　　当时区分旗女与汉女的装扮主要有三点：一看发髻。旗女梳旗髻，即两把头、叉子头或一字头，因其中插入架子使之呈双角扁平状，故又称“架子头”。这种假髻到咸丰以后更为夸张高耸，演变成为“达拉翅”，被汉人称作“旗头”。汉女则梳平髻，喜戴黑绒布帽和遮眉勒，发型低矮而贴体，更显其低眉顺眼的含蓄气质。 　　二看着裙还是着袍。旗女穿袍，袍是她们最重要也最普遍的服饰。袍里面穿裤，礼服袍还要加马蹄袖和繁复的装饰与附件。八旗妇女从不穿裙，即使把贵妇朝服中的朝裙算作裙的话，也还是极少有机会穿着的。八旗妇女一般在隆重场合穿礼服袍，包括朝服、吉服和行服，而日常则穿便服袍，包括旗袍的原身－－衬衣和氅衣。衬衣圆领右衽，捻襟直身平袖，无开襟，有五个纽，衣长掩足。袖分有袖头和无袖头两类，面料以绒绣、织花、平金为多，周身加以边饰，常穿在里面。夏季衬衣可单穿，秋冬加有皮棉。氅衣穿在衬衣外面，与衬衣类同，只是左右开禊至腋下，开禊顶端饰以云头，且装饰较为华丽考究。边镶和纹饰繁复精细，还缀有花边、花绦子、狗牙儿。氅衣多穿于正式场合。清代文康的《儿女英雄传》中就有许多关于旗女这种袍装打扮的文字描写，如：“只见那太太穿一件鱼白的百蝶衬衣儿，套一件绦色二个五幅捧寿织就地景儿的氅衣儿，窄生生的领儿，细条条的身子，周身绝不是那大宽的织边绣边，又是甚么猪牙绦子，狗牙绦子的，胡镶滚作，都用三分宽的石青片金窄边儿，拓一道十三股里外拄金线的绦子，正卷着两折袖儿；头上梳着短短的两把头儿……。” 　　而与旗女相反，汉女穿裙，从不穿袍，她们仍沿袭旧时的上衣下裳制。上着衫祆下着裙或裤，上下衣不连属。穿裙是汉族妇女的一大特点，清代汉族女裙种类繁多，如百褶裙、凤尾裙、月华裙、马面裙、裥干裙等。裙前后有裙门，裙内穿裤，也有青楼女子或独处家中时不穿裙只穿裤的。《儿女英雄传》中写道：“忽见旁边儿又过来了个年轻的小媳妇子，穿一件享肩贴背，镶大如意儿、水红里子、西湖色的濮县绸的半大夹袄儿，并不穿裙子，露出半截子三镶对靠青绉绉散腿裤儿裤子；脚下一双过桥高底大红缎子小鞋儿；……”汉族女子婚嫁时穿红喜裙，上配石青或大红绣花袄褂，凤冠霞帔，沿袭旧制。 　　三看鞋。由于旗女无缠足陋习，她们穿宽大的高底旗鞋。木制高底位于鞋底中部，因形似花盆、马蹄，又被称为“花盆底”、“马蹄底”。而汉女则个个“三寸金莲”，着小巧精致的绣花弓鞋，高底则位于鞋的后部。　 　　旗袍与上袄下裙的装式在总体风格上区别明显。首先，旗女的旗袍上下一体，线条流畅，汉女的上袄下裙分割线多，富节奏感；旗袍紧窄合体显露腰身，而上袄下裙却异常宽肥，竭力将女性曲线掩藏于宽衣大袖之下，集中反映了宋明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的一面；旗袍更易使穿着者显得长身玉立。其次，旗袍的审美趣味中心在上面，而袄裙的趣味就显然在下面了。穿高底鞋加之袍长及地，将旗女腰线抬高，下肢拉长，重心也随之上移；而肥大至膝的袄衫则将汉女腰线降低，拉长了上身，重心随之下移。基于民族文化的差异，旗人重头而轻脚，假髻虽然夸张高耸，天足却被掩盖于袍摆之下。相反，汉文化倾心于“纤纤作细步”，“三寸金莲”倒是无论如何要露出裙摆的。简约的小髻，肥大平直的衣裙更容易将观者的注意力吸引到足下，这就是汉人的重脚而轻头了。 　　旗袍与袄裙在具体形制上也存在许多差异，例如旗袍有一字襟、缺襟等种种斜襟，礼服上还有马蹄袖，袄裙却多为对襟；袄衫上戴领抹，沿用本族的交领，而旗袍在最初则无领，只戴领巾兑，直到清末才有旗袍立领，而且也非交领。在装饰配伍方面，旗袍原本是相当简朴的，入关后慢慢朝繁复的方向发展，甚至大大超过汉女的袄裙，镶、滚、嵌、绣、荡、贴、盘、钉样样俱全（这在汉女袄裙上也能见到），而且许多正式礼服袍均有接袖和箭袖，使整只袖被分成数段，每一段的图案风格、色彩和面料都截然不同，这是汉装所没有的。 　　旗女与汉女着装存在的差异，归根结底反映了异族文化间的差异。内敛型的汉文化造就了上袄下裙，而外向的八旗文化则产生了旗袍。在两种服饰截然对立的时期，也是两种文化撞击的年比。然而，正如文化之间的冲突会逐渐磨合化解，旗汉服饰的差异也并非不可调和。清王朝统治稳固后社会趋于安定富足，民族融合在不知不觉中进行。即使是禁令也禁不住，旗袍变得宽身大袖，袄褂变得越来越长，类似于袍。清中期时旗女与汉女着装的界限已不再那么明确，晚期更是互借互用。旗袍采用汉族的吉祥纹饰以及刺绣工艺，袖上也出现类似半臂的深色装饰。有穿着长坎肩的汉女，也有穿袍身极短露出双脚的旗女。同一时期的旗汉服装也会反映同样的时兴做法和装饰手段。总之，旗女与汉女的着装已由初期的对立走向了融汇交合。 　　旗人之袍与旗袍 　　旗袍不是一个固定的形式，而有一个变化发展的过程。把旗袍视为旗人之袍或旗女之袍虽看似无大错，却难免有望文生义之嫌。旗袍的内涵要比旗人之袍或旗女之袍丰富得多。 　　清代的旗人之袍包括男袍和女袍，而旗袍却仅指女袍。民国男子们所着袍衫即使仍带清代遗风，也不算旗袍。旗人之袍中有冠服袍和一般日常穿的袍，冠服袍有龙袍、蟒袍、常服袍和行袍，按级别等差穿用。一般男子的袍，初期尚长，顺治未减短至膝，不久又加长至脚踝。中后期流行宽松式，袖子有一尺余长的。甲午、庚子战争之后，受适身式西方服式的影响，男袍的款式也变得越来越紧瘦，长盖脚面，袖仅容臂，形不掩臀。穿了这种袍，连蹲一蹲身子都会把衣服撑破。《京华竹枝词》有“新式衣裳夸有根，极长极窄太难论，洋人着服图灵便，几见缠躬不可蹲”的描述，反映了清末男袍的时尚趋向。 　　清代旗女之袍与男袍差别不大，主要是服饰图案上的差异。旗女之袍本身的发展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的旗女之袍较为瘦长紧窄，袖口亦小，装饰简单，原因是旗人重骑射，所着之袍要与生活方式相适应。第二阶段的旗女之袍变得宽肥，装饰却繁褥到了极点，这主要是由于天下承平，旗人生活安定，趋于奢侈，旗女、汉女服饰之间的交流融合日多的缘故。 　　广义地说，旗袍经历了清代的旗女之袍、民国时期的新旗袍和当代时装旗袍三个时期的发展，其中以民国时期的新旗袍最典型也最为重要。狭义地说，旗袍就是民国旗袍，当然还可以包括民国以后基本保持民国旗袍特征的旗袍。旗袍这一称谓虽然也偶见于清代文献，但广泛而频繁地被使用也要到民国。 　　民国旗袍也经历了经典旗袍(basic style)和改良旗袍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以传统的直身平面裁剪为主，并开始引人西方的开省道等工艺，使旗袍更加合身。第二阶段引人更多的西式裁制方法，如装袖、装垫肩和拉链等。 　　清代旗女之袍与民国新旗袍的主要差别有四点。第一是旗女之袍不显露形体，特别是后期，宽大平直；民国旗袍开省收腰，表现体态。这与两个时期的思想观念有关。中国古代服装，包括清代的旗人之袍，强调文本而漠视人本，重服饰图案而不强调人体曲线。中国一贯不赞成太触目的女人，对人体也持十分含蓄的态度。古代的美人，脸是主要的，削肩、平胸、细腰、窄臀、单薄的美人压在层层的衣衫底下。与历代中原服装相比，旗人之袍就算是称身适体的了，但它只是修长了旗女的身材，却依然隐藏起她们的身体。民国旗袍受西方人本思想的影响很大，西方服饰充分表现甚至夸张人体线条，往往不惜采用极端的方法。在这里，要紧的是人，旗袍的作用不外乎烘云托月忠实地将人体轮廓曲线勾出。 　　第二，旗女之袍内着长裤，有时袍下露出绣花的裤脚；而民国旗袍内穿短裤或三角裤，着丝袜，开衩处露腿。衩下露裤和衩下露腿意味着新旧两种人文观念的交替。民国旗袍的衩有时开得很高，1934年就有几近臀下的，腰身又裁得窄，行走起来双腿隐隐可见，给人以活泼轻捷之惑，可见当时对女性的行为约束已经大大放松，身心发育的文化环境得到改善。 　　第三，旗人之袍面料厚重，多提花，装饰繁琐；民国旗袍面料较轻薄，多印花，装饰简约。对装饰细节的过分追求，反映了清代末期封建统治者病态的鉴赏水平。清代织物纹样多以写生手法为主，龙狮麒麟百兽、凤凰仙鹤百鸟、梅兰竹菊百花，以及八宝、八仙、福禄寿禧等都是常用题材，色彩鲜艳复杂、对比度高、图案纤细繁褥。此外，旗人之袍大量使用花边，曾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花边最初的作用是为了增加衣服的牢度，使衣服经久耐穿，所以花边多缀在易损部位，如领口、袖口、衣襟及下摆等处，后来渐成为一种装饰品，久而久之，蔚然成风。清代，花边的装饰功能运运替代了其实用功能。旗女的袍俗以多镶为美，到了咸丰、同治年间达到顶峰，有时整件衣服全用花边镶饰，几乎看不见原来的衣料。清末，外国面料已经开始流入中国市场，民国时声势已相当浩大，30、40年比，国外的纺织印染机械已被大量引人，锦绫一类提花织物逐渐失去市场，而印花棉布、丝绸、苎麻织物得到广泛使用。面料在纹样表现上更多地吸取了欧洲的写生技法和光影处理方法，色彩统一和谐。条格织物、几何纹织物也很受国人青睐。民国旗袍去繁就简，衣领矮了、袍身短了、袖子剪了、装饰镶滚免了。尚简的风尚由留洋女学生带回，廓形的改良也促成了镶滚等装饰的省略。 　　第四个差别是旗人之袍等级分明，制度浩繁，而民国旗袍则已走上了平民化的道路，它作为等级身分的标识渐己淡化，而成为显示个人消费水准和审美情趣的一个侧面。清代服饰的条文规章多于以前任何一代，对品官冠服的色彩质地、当胸补子、朝珠等级、翎子眼数、顶子材料都有严格区别。此外还有其他一些服饰禁例，如：凡五爪龙缎、立龙缎等，官民均不得服用，如有特赐者，亦应挑去一爪穿用；军民等一律不得以蟒缎、妆缎、金花缎、片金、倭缎、貂皮、猞猁狲等为服饰；八品以下官员不得服黄色、香色、米色及秋香色；奴仆、伶人、皂隶不许穿花素各色绫缎……。民国旗袍的生存环境相对来说比较宽松，此时封建统治被彻底推翻，中华服饰从整体上摆脱了古典服制的束缚，近代资本主义商业文明惊涛拍岸，等级贵贱、性别尊卑的陈规陋习开始受到冲刷、荡涤，女性妆饰呈现出诱人的时代色彩，这一昔日有等级标识、不容半点逾越的领域，逐渐淡化为代表消费者情趣，衡量其消费能力的通用尺度。穿旗袍成为彰明个性的手段，民国旗袍的款式、设色、纹样变得精彩、趋洋、求变。 　　旗袍是中西合壁的产物，虽脱胎于清代旗人之袍，却已具备了独立的、与旗人之袍迥然不同的风格韵味。服装是时世的映射。旗人之袍与旗袍代表了两个截然不同的年代，一个迂缓封闭，一个躁动不安。也许差异就是这样形成的吧？ 　　民国之初——悄然过渡的旗袍 　　20世纪初，中国政治风云跌宕。辛亥革命废除帝制，创立民国，剪辫发，易服色，摧枯拉朽，把属于封建朝代的冠服等级制度送进了历史的博物馆，这一切为新式旗袍的诞生创造了条件。 　　辛亥革命以“驱除鞑虏”的口号推翻了满族政权，同时也使旗人?袍服走向了暂时的沉寂。三百年来终得一吐的对满族统治政权的不满，使“达拉翅”、“花盆底”等旗女的特征装束在一夜之间销声匿迹。旗人迫于政治原因多有改汉姓以避风头的，旗女则纷纷改作汉族上衣下裙或上衣下裤的打扮，这在军政要地及工商文化事业发达的大都会如北京、上海、南京、广州等地尤为明显。追求服饰的新颖时髦成为当时的社会风尚，时髦女子对政治与服饰流行有着双重的敏惑。伴随着革命而来的是思想解放与女权运动的风起云涌。旧的观念体系已被打碎，新的观念在尝试和碰撞中开始形成。西方传教士、商人、革命党人竞相创办女学，向寻求解放的女性灌输着来自各方的新潮观念。妇女从缠足陋习中彻底解放出来，时称“天足运动”。与此呼应，一度有开明人士倡导“天乳运动”，提倡革除传统的束胸习俗，但未得广泛响应。新式女性热衷参与政治，她们成立女性参政团体，倡导“国家兴亡，匹妇有责”，女子从闺阁一步迈向社会，活跃于社交、娱乐、体育、新式学校等各种场所，承担着诸多出头露面的社会工作。社会对女性的种种传统封建礼节限制，随之有所松弛，关于穿衣着装的繁文褥节，同时趋于简约。 　　这时期的服饰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华景象，妆饰不囿成规，各行其是。“西装、汉装、满装并行于世”。上衣下裙及上衣下裤成为女子的时兴装束。 此时裤装广受青睐，可算是妇女服饰改革的一大成果。传统衣着观念中，裤子素来难登大雅之堂，良家女子一俟成年出门或正式场合皆须系裙。旧式旗袍直身宽敞，袍里都配穿长裤（又分满裆裤与套裤两种）。民初风气开化，裤装外穿已不分阶丢，大家闺秀也乐意穿裤装以使自己行动轻便，合乎潮流。1912年左右流行的女短上衣配裤的着装，被称为“MODEMDRESS”。此时的裙、裤流行用大花纹布料，如牡丹、海棠、菊、荷、梅、兰等。单色裙也十分普遍，礼服裙以红为贵。受日本式服装影响，“文明新装”开始流行，女学生与女教师爱着黑色裙，显得朴素、清纯、淡雅，并蔚然成风。 　　民国成立后，女子礼服按公布的服制为“上衣长与膝齐，有领。对襟式，左右及后下端开权，周身得加锦绣，下着裙子，前后中幅（即裙门）平，左右打桐，上缘两端用带”。基本上是清朝女装的发展，但民间婚嫁时仍然使用明式凤冠霞帔，都市则更流行西式婚纱。 　　对西方文明的崇拜和向往，促使当时人们在服饰装扮上极尽模仿之能事。西式服装与西方生活方式几乎同时步人了都市流行浪潮。通都大邑领导时尚的女子常醉心于西式妆扮，西式大衣、套装裙、连衣裙与鸭舌帽等广为时人穿戴，丝袜渐为流行。服饰流行由追求新潮时髦的女性自导自演，当时的报刊杂志对国内外的时新观念、明星生活时有介绍，1914到1915年上海的热门期刊就多有涉及娱乐、服饰方面的内容，有意无意中宣扬着服饰上的偶像形象，为服饰流行推波助澜。加以海禁开放，商业贸易日益兴盛，洋货源源涌人，哗叽、羽纱、呢绒、洋绸、花布等进口面料充斥市场。西方的缝纫，裁剪方式也随之引人国内，而费工费时、工艺考究的镶嵌滚绣等传统手工装饰方式则用之日少。这种服饰有取西方之长、洋为中用的趋向，直接影响到日后新式旗袍的产生与变化，也促成了海派服饰风格的形成。 　　民初10余年间，人们经历革命的洗礼为时不久，衣着观念、生活方式都处于新旧更迭的大转折时时期，旗袍也正在乱世妆扮中悄然过渡。旗女长袍外罩马甲的旧式穿怯己经显得颇为落伍，只是在偏僻的乡村，由于远离政治中心，交通不便。信息梗塞造成服饰上的因循守旧，人们还照旧式打扮，很大一部分承袭着清式装束。总体说来，旗袍在此时已退居到一个不太显眼的位置，不复昔日的显赫地位。此时的旗袍在廓形上变化不大，仍以清末的宽敞为其特点，领子由早期的无领或低领变化为“元宝高领”，最高时可与鼻尖齐平；袖子稍有收紧并略有缩短，至肘与手腕之间；袍身长度减短至膝与脚踝之间。旗袍线条造型仍较为平直，色调力求素雅，领、袖、襟等部位也用镶滚，但比以前简练概括得多，通常只有少许几道，绣纹也趋于简单。这时的旗袍已开始注重体现女性曲线美，追求自然的装饰效果，不复以装饰体现地位与身分，这与当时崇尚自然新生活的社会风气密切相关。时代潮流酿造着社会服饰的整体风貌。 当时的服饰流行式样虽然千变万化，不断推陈出新，但并无现代意义上的时装设计师。服装样式的翻新变化往往历经千家万手才蔚成时代风尚。值得一提的是上海此时已成为全国时装流行中心，一衣一扣、一鞋一袜四方效仿。上海服装行业长期以来造就了一批精明的经营者和能工巧匠，他们对时尚潮流的微妙变化捕捉敏锐，善于将西方式样与中国传统款式巧妙结合，使得上海成为名副其实的全国乃至东南亚的一个时装中心。作为开放商埠，上海是富商巨贾和军政名流的荟萃之所，又是交际名媛和娱乐界明星的云集之地，因而上海最有可能成为新式旗袍的发祥地，开创并领导若干年后一个旗袍的“黄金时代”。 　　20年代——倒大袖与新样式 　　辛亥革命后，着旗袍的人大大减少。1924年，末代皇帝傅仪被逐出紫禁城，清朝冠服就此成为绝唱。1920年前后，新文化运动的春潮唤醒了人们对美的渴望，年轻一代显出空前的天真、轻松和愉悦。这一时期，以上海为中心的女性妆饰新一轮的展示台，已悄悄拉开帷幕。 　　20世纪10年代和20年代早期，城市女性中时兴过一阵“文明新装”。这种“文明新装”由留洋女学生和中国本土的教会学校女学生率先穿着，城市女性视为时髦而纷纷效仿。上衣多为腰身窄小的大襟衫袄，摆长不过臀，袖短露时或露腕呈喇叭形，袖口一般为7寸，称之为倒大袖，衣摆多为圆弧形，略有纹饰。裙为套穿式，初尚黑色长裙，长及足踝，后渐至小腿上部。当“文明新装”异军突起之时，旧式的袄裙、袄裤也层出不穷地变换着小花样。衣领降低高度，让颈项露出来。领口挖成圆形、方形、鸡心形、金刚钻形。短袄的下摆时圆时尖，或是六角形，存心不良的女人往往从袄底垂下挑逗性的长而宽的浅色丝质裤带，带端飘着排穗。清式的马面裙慢慢简化，榴裥越来越少，乃至消失，最后连马面裙本身也踪影全无。旧的服饰消失，新的形式产生。 　　20年代中叶起，一种新旗袍诞生。上海是当时公认的服饰时尚中心，其声势远远领先于全国各地并左右着中国服饰时尚的变化。上海旗袍时尚的最初，是以无袖的长马甲形式出现的，短袄外面的长马甲代替了长裙。1926年，长马甲同短袄合并，就有了民国新旗袍最初的款式。张爱玲评价道：“初兴的旗袍是严冷方正的，具有清教徒的风格。”袍身宽松、廓形平直，长度在踝关下之上或大约小腿肚的地方，倒大袖，领、襟、摆等处仍喜做滚边镶饰，但繁褥之风日减，“裥干”和阔滚条被视为过时的象征。秋冬时穿的夹旗袍，倒大袖，只有一道花边装饰。中期的旗袍，已略显腰身，长至小腿肚，倒大袖。1924年秋，末代状元刘春霖之女刘沅颖下嫁《玉梨魂》作者徐枕亚，新娘当时穿的就是这种倒大袖旗袍。 　　20年代未，旗袍开始收腰，受欧美短裙流行潮流的影响，摆线提高至膝下，仍为倒大袖，但袖口变小，装饰性质的镶滚趋减，甚至完全取消，色调也力求淡雅和谐，后体上显得十分简洁方便。1929年上海女学生穿的旗袍，摆线已到膝盖处，袍身变得合体，有的袖口装上仿西式的克夫，成为流行一时的时尚。20年代的中式女装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倒大袖，包括旗袍。倒大袖在旗女的袍中有，汉女的衫袄也时兴过一段时期，民国初的“文明新装”也是倒大袖，?20年代的旗袍一直沿用这种袖形，直至30年代才慢慢消失。 　　19世纪20年代，欧美服饰审美标准对中国女性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一时期欧美女服的主要特征有三点：强调直线造型；常穿的裙子长度至膝；衣身和裙子的分界线降低至臀围以下。西方流行女装的这些特征，在同一时期的旗袍上也有所映射。此时的旗袍呈平直造型，几乎看不出胸腰臀曲线，腰节线较低。1926年后，旗袍的下摆一升再升，至1929年升至膝盖处，女子大大方方地露出她们秀丽而健美的小腿，充满时代气息。这一时期，国内外通商、交流的机会增多，欧洲进口的布匹、羽纱、呢、绒、蕾丝等纺织品，扩大了国人的着装选择，改变着人们的着装观念。人们不再那么固执地追求“做一件传三代”，从而刺激了购买欲望，推动了旗袍的流行和变革。进口面料也是中国接受西方艺术风格的主要渠道之一。20年代的旗袍就明显受迪考艺术的影响，主要表现为直线造型、对称的装饰品和纹样图案。 　　进口丝袜的流行是对传统布袜的大改革，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般洋行职员穿丝袜多，销售点限于少数条约口岸的外国商店。据说义和团起义时，见穿丝袜者，便呼其“二毛子”，愤而用刀欲砍其脚背，经哀求虽住手，也必撕破其丝袜才罢休。丝袜被视为“二毛子”的标识，不难想象清末华人穿丝袜者极少。民国初年，上海先施、永安两大公司崛起于商界，以专销“环球百货”为经营特色，从此洋货在上海人日常消费中的地位逐渐显赫。据包笑天回忆，当时的丝袜是从这两家公司购买的，时价每双1元，分黑、白两种颜色。丝袜淘汰了老式长裤，赋予旗袍的开衩以全新的意义，也就是说，使女性的腿成为时装的视觉中心，可见，丝袜是新旗袍诞生的基础并不过分。高跟皮鞋的流行比丝袜要晚，因为它能达到拔长身高，更好地体现女性苗条身材的目的，所以几乎与旗袍同期成为摩登女郎的新行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