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农发行是转、是并、是停？

据《21世纪经济报道》文章，农发行职能调整方案已经上报国务院。农发行行长何林祥日前表示，农发行的定位是放在政策层面，主要做好几个方面的工作———农村生态环境建设，扶持贫困地区发展，国家农业产业化，以及在支持中央政策的同时也支持地方区域性政策。 目前，由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亲自挂帅起草的有关农业发展银行职能调整的方案已经上报到国务院进行审批。知情人士透露：“大的原则都定下来了，如果一切正常的话，今年2月底之前方案就会公布。”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农发行职能调整方案出台后，整个农村金融改革的走向也就明晰了。去年8月，国务院副总理黄菊就曾指出，农村金融改革有两个关键，其中之一就是农发行的职能调整。与此相呼应的是，一向行事低调的农业银行行长杨明生，也在去年12月底的“光华论坛”上表达了他对农发行职能调整的构想。他认为，应该拓宽农发行的职能，让其成为真正的政策性银行。 农行剥离政策性业务尝试 继人事改革之后，农业银行的改革重点就放在了剥离政策性金融业务上。 尽管最终这件事还得由国务院来定夺，但这并不妨碍农行做一些尝试。据了解，目前，农行农业信贷部由四个处组成，包括综合处、专项处、产业化处、扶贫处，其中承担政策性业务的是专项处与扶贫处。 “专项处向党委打了一个报告，要求把专项处改组成城镇化处，实现政策性业务向商业化转型。”该部一位人士说，这份报告有关部门已达成共识，通过不存在问题。“去年，我们在江浙、湖北等地搞了试点，效果相当不错，不但没有政策性的业务，而且能盈利。”目前，专项处的主要工作是管理专项贷款，其新增的业务量很少，只是在林业上一年有15亿-20亿元。另外，扶贫处每年新增的180亿～190亿元的专项贷款也正在逐步突出商业性，从解决“一家一户”的短期困难向支持项目转变。 农行农业信贷部赵处长表示，农行有意剥离政策性业务，将其转给农发行。考虑到农发行与商业化经营模式有一定距离，杨明生行长还曾经表示，剥离后，如果农发行想委托农行做，农行不会推辞，风险则由农发行承担。 作为一家商业银行行长，杨明生首先要考虑的是盈利与坚持商业化运作，但农行要想完全商业化还需要时间，彻底解决政策还得等到农村金融体系重新构筑之后。 农发行接盘? “由农村金融改革协调小组起草的农发行职能调整方案的原则，是在政策层面加大农发行对‘三农’的支持力度。”不久前，农发行行长何林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何表示，农村金融改革首先要解决各个金融机构的定位问题，而农发行的定位则是放在政策层面，主要做好几个方面的工作——农村生态环境建设，扶持贫困地区发展，国家农业产业化，以及在支持中央政策的同时也支持地方区域性政策。 因此，何林祥对接盘农行的政策性业务持肯定态度，甚至他有想把农行这块业务拿过来的想法也不足为奇。由于棉花收购贷款业务量出现大幅下降，农发行可做的具体业务已经不多了。 农发行的职能经历了两个阶段：1995年-1998年初期间，农发行作为政策性银行的职能比较全面，它既办政策性的专项贷款，又办粮食棉花的购销；到了1998年，国务院对其职能做了调整，把政策性专项贷款划归农行，并对收购资金进行封闭管理与专户管理，当时何林祥本人就在农行任行长一职。 针对目前流传的农发行改革方案的三种说法——-或转成为商业银行，或与农行合并，或停办，何林祥予以了驳斥。 “温家宝总理曾比较明确地对农发行的改革问题做了说明，农发行调整职能，怎么改，要及早设计，要按照政策性银行的方向来改；不管怎么改，农发行的存在与发展是必要的，要改革支持方式，发挥农发行的网络功能。”何说。 何认为，农发行虽然不能走商业银行的路子，但也还是要讲效益。“现在很多粮食局、粮食企业都纷纷抱怨，农发行贷给他们的钱太少了，而且把原本给他们的补贴直接给了农民。他们有意见是很正常的，你想一想，以前是全包，而现在保护价已逐步退出市场，我们不可能把钱随便贷出，粮棉企业必须以保证‘购得进、销得出、不亏损’，我们就支持，否则，造成损失加大的是国家风险。” 据悉，农发行近年来形成的不良贷款约占整个贷款的40％左右，不良率高的主要是原因在于国家政策，比如“高价位粮食”、“超期储备”等。不过，这40％的不良贷款不存在本金损失的问题，因为从中央财政到地方财政都要承担本金的损失，相应的利息财政也会补贴一部分。 目前，国家有关部门正在按照国务院有关领导的要求，对农发行的职能调整问题进行研究，农发行的改革与发展正处在关键时期。何林祥最担心的问题是，在职能调整的过程中会有一刀切的现象出现，农发行不能履行现有职能，出现管理上真空。 农信社的定位 农业银行、农业发展银行与农村信用社被誉为农村金融体系的三驾马车。首倡重构农村金融的央行副行长吴晓灵认为，要深化农信社体制改革，必须发挥农信社支农主力军作用。 据农行农业信贷部赵处长说，杨明生行长曾经在内部会议中提出，农信社在服务对象与服务种类上与农业银行有相当部分的重复。现有的农村金融机构要根据新的变化，调整各自的职能，找准自己的定位，发挥比较优势，在自已最擅长的领域加大支农力度。比如，农信社很适合对农民进行贴近服务，在支持农民生产、商业经营、消费等方面发挥作用；有余力的情况下可以支持农村产业化经营，乡镇企业发展等。 现在扶贫贷款由农业银行发放，农行作为国有独资商业银行，为了追求效益最大化，一方面进行商业化改革，另一方面大力收缩人力成本，在中国上万人口的乡镇没有农行的分支机构已经不足为奇了。实质上，农信社已经变相承担了一部分政策性业务。目前，农信社网点多，人员也多，基本上已覆盖了国内农村地区。据悉，截止到今年上半年有35544家。 对于农信社在农村金融体系改革中的发展方向，农发行的何林祥行长持有相同的看法。他说，农信社首先要解决的是定位问题。 “农信社必不可少，离农民最近，搞‘一家一户’的金融服务，农信社堪当大任。农发行职能调整后，很多地方可能都需要农信社的帮助，如代理一些扶贫贷款的业务。”农发行的一位人士告诉记者。 另外，农业政策性保险处于“真空”。如今，中国人保基本已淡出农村保险市场，其他商业保险又还没有进入，这对农村金融市场的发育非常不利，农业的自然风险、市场风险得不到转移与补偿，让银行来承担又不符合经济规律。 “成立农村政策性的保险公司，疏通贷款渠道。政策性保险公司应不止对农作物理赔，更重要的是要起到杠杆作用，引导商业金融以及其他各方面的资金流向农村，流向农民。”杨明生在论坛上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