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务部报告称外资负面显现 追问5600亿外资功过

　　在中国入世三年过渡期结束之时，对于外商直接投资(FDI)的矛盾心态演化成了新的一轮争论。1月末，商务部国际经贸研究院发布《2005年跨国公司在中国》报告，在肯定外资 在拉动出口和提供就业等方面的贡献的同时，也提出每年有1000亿元财富流向了国外，外资的负面影响已经开始显现。 　　引进外资的动力是否已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中国是否还应该坚持一贯的引进外资政策，如何评估外资对于中国经济的负面影响？本报对此采访了国家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所长张燕生、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马宇和世界银行驻中国代表处经济学家赵敏。 　　外资是否存在垄断 　　经济观察报：最新的商务部《跨国公司在中国》报告显示，目前存在着跨国公司以其规模、成本上的绝对优势，技术、销售上的垄断等，在一定程度上压缩了内资企业的发展空间。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马宇：事实上在报告中先提到了跨国公司进入所带来的许多正面影响，但是被许多人忽略了。不能因为担心它的负面效应就限制它。外资在某些行业确实有形成垄断的情况，但我认为这是正常的。而且这不是一个普遍现象，不足以成为作出整体判断的依据。垄断的主体应是一个市场个体，而不是一类企业，应该意味着在市场上已没有其他选择，或者是一个行业的几个领跑者组成了价格联盟。但中国还没有哪个行业真正出现这种情况。判断垄断不是光看一个公司所占市场份额的问题，而是看它是否把同类的竞争消灭了。在市场经济的发展之初，总是要用市场手段鼓励相对集中，这样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会出现垄断现象，但中国还没有到那个阶段。 　　赵敏：企业获取垄断地位，追求利润的最大化?与企业的属性没有必然的关系。垄断会造成整个国家和居民的福利损失，因此应该靠国家统一立法来制约。目前中国的垄断很多是属于自然垄断，也有一些是行政造成的。有些行业保护很厉害，民营资本进不去，对外商则另眼相看，政策导致了让度给外商部分垄断收益。 　　引资战略成功与否 　　经济观察报：跨国公司是如此，那么如何评价整个外资对于中国的作用呢？ 　　张燕生：首先要承认，外资在不同阶段发挥着不同功能，上个世纪80年代以成本驱动型外资为主，主要是缓解了资本和外汇短缺两个缺口，培育市场经济因素，启动“干中学”过程；90年代，尤其是1995年以后，跨国公司的进入带来了新技术、新理念和新市场，市场驱动型外资增长很快；21世纪之初，跨国公司的地区总部、研发中心、运营管理网络、综合物流体系以及新兴服务业态大举进入，推动了中国的现代化、全球化和新型工业化进程。 　　其次要承认，目前国外资金分配效率和服务质量要明显高于国内，国外资金成本、交易成本和制度成本低、规范并透明，引资的一个主要动因是利用国际资本市场和金融体系的效率。 　　第三，如何评价以市场换技术的战略效果，我认为这个战略基本成功。一方面是市场驱动型外资增长很快，并逐步超过成本驱动型外资的增长；另一方面，也带来我国出口结构和产品竞争力的不断进步，如从80年代前期原油等自然禀赋产品出口为主的结构，在80年代中期转换为纺织服装等劳动密集型出口结构、90年代中期又转化为机电产品为主的新出口结构，目前IT等高新产品出口增长迅速，涌现出华为、联想、海尔等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企业。 　　马宇：我们是在中国的转型期谈这个问题。我一直认为，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经济甚至更宽泛的领域所发挥的最重要作用，是“制度供给”。外资进入越多，对转轨的推动越大。 　　我国社会正处在一个转型期，面对改革的攻坚阶段，我国的改革开放迫切需要一些外部因素来推动，而外资的进入会带来一揽子这样的因素。外资把这些因素带进来之后，就看我们的消化能力了。应该说，我们的市场经济制度建设越完善，我们的消化能力就越强。 　　同时，我们的制度越完善，越有利于吸引“好”的外资进来，这是一个相互促进的过程，它进来后会推动中国转轨的进程，推动中国市场化的进程，包括推动地方政府职能的转变，外资企业不会因为你的指令牺牲自己的商业利益，这时地方政府就要开动脑筋，利用经济杠杆来达到目的。比如设法让这家企业感到，出口比内销有利，他自然就选择多出口了。这才能形成一种引进外资与利用外资的良性循环。 　　赵敏：总的说来，在中国改革开放的20多年里，FDI对中国经济发展作出了很多贡献。直接的影响有三个方面：第一，促进经济增长，第二实现技术转移，第三，促进中国经济一体化进程。外商投资企业在中国外贸的份额已经占到一半以上，大约是55%。间接的作用，也更多以正面为主。例如激活了整个市场的竞争，使市场更具活力，其次，FDI对经济、政治、法律等多方面的要求比较高，促进中国建立一个良好的制度环境。制度改善了，对民营经济的发展也有利。 　　FDI的负面作用其实很大程度上是本国制度扭曲引起的。我国在所得税、土地等生产要素上，对中资、外资有不同待遇。这对民营经济有害，对整个国家的税收也有影响。有些中资企业为了获取税收优惠，通过“round triping”，摇身一变以外资的形式出现，这估计占到FDI的20%到三分之一。甚至有些中资企业在完全可以自主投资的情况下，却让利给外国投资者。这是最坏的情况，对整个国家是福利损失，而且在这种情况下，外资在资金和技术上的投入非常有限。 　　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国内经济机体健康，FDI就会为你所用。很多人认为FDI具有长期性、稳定性的特点，与其他外债、证券投资相比，比较稳定。不过国家不同，法律法规、外债监测制度、宏观经济的稳定性不同，情况也不一样。东南亚危机时，韩国FDI很少，外债出了问题。印尼则是以外商投资企业的利润汇回为主。因此，要对FDI存量和构成(实收资本、利润再投资和母子公司债务往来)的统计监测很重要。 　　引资高潮远未来到 　　经济观察报：在中国实际利用外资的总量上，去年是606亿美元，累计利用外资已经超过了5600亿美元。现在有一种观点，中国的外资已经过剩。怎么看这种提法？ 　　张燕生：中国目前吸引外资是否已经接近或到达一种临界状态，出现引资过度或外资过剩？我认为在总体上还未达到这个临界点，因为目前的外资仍以绿地投资为主、港台和华人资本为主、中低端加工组装结构为主，真正有技术窍门和知识含量的跨国公司并没有把关键技术、工序和组织转移到中国来；跨国并购仍存在诸多的体制、政策以及治理结构上的障碍；服务业外包刚刚起步；“中国制造”在全球工序分工和产业内分工的地位有待提升；“引进来”、“本地化”和“走出去”仍在学习探索之中，还不能简单地说目前就有引资过度或外资过剩。 　　但实践中也有一些问题值得重视。一是一些地区或行业确实存在引资过度或外资过剩问题，尤其是那些社会成本和效益不具合理性的引资项目，如继续引进生产严重过剩的夕阳产业、高能源和资源消耗型产业、污染严重并不易治理的产业等。二是一些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存在偏差，如沿海地区的引资优惠竞争、激励机制上的引资业绩导向、政策上有租可寻等问题；三是近三年确实有外资增长过快带来的新问题。要实现引资从数量扩张型向效益增进型转化，促进内外资增长的良性互动，就需要根据经济全球化、科学发展观和新型工业化战略的要求，对现行外资管理体制、机制和政策进行全面的调整和改革。 　　马宇：现在所说的5600亿美元是历年累计的结果，实际的存量小于这个数，我粗略估计可能也就在3000亿到3500亿之间。 　　事实上，在1995年的时候，就有不少人提出过中国经济吸引外资过剩的观点，当时中国年吸收外资是200亿美元，现在已经过去了10年，达到了606亿美元，还在说过剩，也就是说已经过剩了10年。但是，另一方面，这十年中国经济又一直在飞速发展，这如何解释呢？值得注意的是，把十年前展开引进外资是否过剩的经济时代背景和现在作一比较，会发现一个共同点：就是这样的声音都是在国家宏观调控的时候产生的。众所周知，2004年也是国家宏观调控力度比较大的一年。对于外资是否过剩的讨论，也是在这个大背景下展开的。 　　我认为，中国引进外资的高潮远未来到，中国引进外资的潜力还很大。特别是服务贸易领域，比如银行、电信服务，其引资潜力还有待开发。 　　赵敏：不光中国讨论FDI，国外也会讨论流入中国的FDI。蛋糕只有那么大，这里多了，那里就少了。就中国本身的FDI而言，到底多还是少？总量虽然大，人均并不多。宏观背景上而言，中国国民储蓄率高，资金多，储备多，大量使用FDI，会带来管理上的压力。 　　FDI本身代表着开放和发展机会，与中国的经济周期和开放政策相关。中国FDI高潮，在1980年代末和1990年代。1980年代中期开始不断上升。当时基数小，增速快。南巡讲话后，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从原本针对港澳台资本扩大到了所有外商投资，形成了FDI的另一个高潮。1991年44个亿，到1992年是112亿，1993年275亿，1994年338亿。随着中国经济软着陆，FDI增速开始放缓，到1997年达到453亿。98和99年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FDI一度降到404亿，2001年入世后，开始了新一轮的增长。 　　更要扩大对内开放 　　经济观察报：在中国入世进入第四个年头后，我们发现，随着入世承诺的逐步兑现，现在很多领域都存在着对外资的优惠要多于内资的情况，比如说企业所得税的问题。对待外资的政策是否也面临调整？ 　　张燕生：目前国内一些地方存在竞相优惠外资、不优惠扶持内资，扩大而不是缩小内外资差别待遇和不公平竞争的不协调现象。从下一步政策取向来看，不仅要扩大对外开放，更要扩大对内开放。由于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的政策空间和体制效率以及战略影响力已出现递减，现有对外开放的范围、深度和广度已大大超越对内开放的程度。因此，下一步开放的重点是扩大对内开放，加快包括企业所得税在内的内外资优惠政策体系的并轨，逐步把外资的激励机制由优惠政策转变到公平竞争的软环境上来。有人担心由此会导致外资流入减少，当中国经济进入一个快速增长的新型工业化、城市化和新消费结构的发展阶段时，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 　　马宇：对外资企业的优惠主要是在所得税上，而我国是以流转税率为主的国家。而且还要考虑名义税率和实际税负之间的差别，我国的国有企业虽然税率高，但实际税负并不高，国家对国有企业也有一些隐性的优惠。时至今日，政府对国有企业明补暗补仍然存在，比如债转股等。在这种情况下，不同企业(包括内外资、国企民企之间)的公平竞争缺乏制度基础，因而才形成了全球独一无二的动态性的“相对”公平竞争政策和环境。所谓相对公平是指各种不同所有制企业在不同方面待遇有差别，从单一方面绝对角度看是不平等，但总体看，却是相对公平的。如此说来，要真正实现所有企业的公平竞争，取决于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进度，取决于不同所有制企业的制度性平等。而不是某一项单一政策的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