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口退税机制进行大调整：为人民币减压而牺牲

从明年1月1日起，中国对现行出口退税机制进行四大调整：适当降低出口退税率；加大中央财政对出口退税的支持力度；建立中央和地方共同负担出口退税的新机制；欠退税款中央财政从明年起采取全额贴息解决。 　　从国内看，出口退税欠款已经到了绝境，截至去年底，全国累计出口退税欠款高达2477亿元，根据今年的出口状况，欠款余额很可能将突破3000亿。国内对现存出口退税制度的不满情绪日益高涨。放眼国际，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呼声四处皆是，在人民币升值的可能性被排除后，中国政府选择了降低出口退税率。 　　但是，出口退税率下调，除了能适时“攘外安内”外，对于我国这样一个靠出口带动经济增长的国家来说，还将产生其他多重的影响，包括宏观与微观、政府与企业、短期与长期。 　　政府将支付改革成本 　　“这是我国现阶段现实的选择。”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外经部副部长隆国强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这样认为，“而且，我国对外贸易正处在高速增长期，在此时调整出口退税政策，时机选得比较好。这是一个进步。另外，新政策安排在广交会之前公布，也表明了当局者的良苦用心，希望企业在广交会谈判时合理制定价格，尽量减少因此而造成的损失。” 　　外经贸大学中国WTO研究院院长张汉林教授对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说：“过去的出口退税机制存在一系列的问题，已不再符合新形势下现实的需要。近几年中国出口猛增，但同时国际贸易摩擦也在正比例上升。外商投资企业演变成为中国出口主体，占出口总额的50%以上。加上现阶段人民币升值的压力，若继续消极地按照老政策发展今后的对外贸易，显然不合时宜。” 　　“这并不表示政府不再鼓励企业出口。”张汉林说：“根据目前对外贸易的发展状况，保持出口退税政策本身不变，对政策中的一些具体操作细节作适当的调整，短期内可能对出口有所影响，但长期来说反而会起到正面作用。作为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外贸与GDP之间应该有较平衡的比例关系，但我国30%以上的外贸增长要远远高于10%左右的经济增长，巨大的差距反映出对外开放部门与国内产业部门的脱节。通过调整，使两者发展更紧密，步伐更协调，这对宏观经济持续长远发展必然有利。” 　　隆国强也认为：“下调退税率可能是一项制度成本很高的举措。如税率下调后产品成本上升竞争力下降，导致部分企业转产或倒闭，从而出现下岗失业等等。但基于我国外贸发展势头，对整个宏观经济影响不会太大。据我了解大部分企业宁愿国家及时退税，对退税率的高低反而不那么在乎。再说，离新政策的正式实施还有两个多月时间，加上前期将近半年的频频吹风，相信企业能够及时做出调整。”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副院长李雨时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认为：“中国的外贸地位独特，进出口和就业对拉动经济增长贡献很大。目前国内内需业已不足，出口减少将会导致就业、消费等连锁反应，而不仅仅是出口产品竞争力下降的问题。对企业来说，相比较生产型进出口企业，纯粹的外贸公司风险更大一些。” 　　出口退税为减人民币压力而牺牲 　　总的说来，降低出口退税率会明显抑制出口。微观上，使一些出口企业相对萎缩，这些企业相当一部分是劳动密集型的，因此就业压力会增加；中观上，势必失去一部分辛苦得来的市场，开拓成本将更大；宏观上，表面看减少了财政支出，但最终可能影响出口并影响GDP增长，降低财政收入增长，反过来加剧出口退税的拖欠。 　　但与人民币升值相比，这些都只属于局部影响。 　　李雨时说：“中国很难不做任何牺牲而保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在人民币升值和调低出口退税率两者之间，选择后者对于宏观经济的影响显然会小一点。因为后者的影响面相对小一些，而人民币升值将对中国经济的基本面造成致命的打击。因此，出口退税率下调政策，将会在今后的人民币币值谈判中争取到主动权和宝贵的时间。” 　　张汉林也认为：“之所以弃人民币汇率调整而选出口退税率调整，很重要的原因是出口退税政策是掌握在自己手里，现阶段的下调并不意味着永远下调，我们还有权力根据国内外经济贸易形势的变化再作改变。因此，这次改革是我国驾驭国际规则的一个重要典型，同时也表明我国宏观调控能力不是削弱而是增强了。” 　　但也有人士从上述“为保全局牺牲局部”的做法中看出了另一种意味，他们认为中国长期以来奉行的经济发展战略开始出现部分松动。中国一直坚持出口带动战略，但学界早已指出了这种战略的弊端，无论是国内经济形势产业结构难以优化还是国际形势针对中国的反倾销日益增多都在宣告这种模式正面临着危机和严峻挑战。其中，出口不断增长和外资大量抢占国内一些非高新技术的传统领域之间的矛盾尤其突出。 　　退税率调整对东部影响小于西部 　　自明年1月1日起，将由中央与地方按75：25的比例共同负担出口退税。对此，也有专家认为是有利有弊。 　　“中央与地方共同承担，在过去的操作中实际已经存在，一些地方采取的暗补政策只是没有特别明确和明显。”张汉林认为：“这样做有个特别重要的作用，就是把整个进出口贸易的发展与地方财政收入、地方经济发展协调起来。外经贸并不是个单纯的开放经济问题，它更应该与国内的宏观经济紧密结合，与地方产业紧密结合，才能形成持续的外经贸发展动力，拉动地方经济的发展，这样对解决外经贸发展中的其它问题也具有重要意义。如加工贸易的落地生根，最重要的基础就是让加工贸易的产业价值链、增值链，企业的发展经营与地方经济融合。” 　　但是，李雨时指出，这项调整可能会对西部经济发展产生一些不利因素。一是西部地区本身财力有限；另外，取消或降低部分资源性产品的出口退税，如原油、原木、铝、磷、钼、铜、炼焦煤、焦炭等等，很多都是西部地区极具竞争优势的产品，这对出口产品结构单一的西部外向型企业来说可谓是不小的考验。 　　和西部相比，东部地区的企业出口结构多元化，地方财政相对宽裕，因退税率调整产生的影响小于西部。 　　张汉林说：“我特别希望外贸发展较为滞后的中西部地区，地方政府更要高度重视对外开放。如果因为财力紧张或困难放慢了对外开放的步伐，从而减缓进出口贸易速度和利用外资的速度，将对整个地方经济产生更大的消极影响，也将会在更大程度上拉大地区差距。入世之后，我国已经出现了新一轮的地区不平衡，如果入世不能有效促进中西部进一步对外开放，新一轮的地区差距则会因为对外开放的原因而更加扩大。” 　　目前，有关中央地方共同分担出口退税的具体操作措施尚未公布。对此，隆国强认为：“既然要共同分担，就应该全国平等，不能因为地区差异而区别对待。具体可以按出口商所在地来分担退税。” 　　张汉林也认为，若按零部件、中间产品的生产地来承担税率的话，情况非常复杂。建议按照最终产品的出口地原则，这也给企业一个导向，在收购某产品出口的时候考虑当地经济的发展，这也将起到积极的协调作用。中国本是个统一的大市场，一些产品可能在某个地方生产却由另一个地方的外贸企业采购出口，这的确会带来不平衡。因此必须建立一个完善的现代化信息管理系统，协调各地之间的进出口情况。(记者 朱菲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