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连服装业－新格局“国退民进”

前几日，采访常务副市长王承敏时，又提出了老问题：大连的国际服装节已经办了15年，在海内外影响很大，为什么大连本地的服装产业却落后了？面对这个曾经令市领导尴尬的老问题，王承敏底气十足地回答：“大连的服装产业不是落后了，而是在服装节的大背景下，实现了‘国退民进’，走上了新的发展之路。” 　　结构单一服装名城尴尬多 　　同大连其他传统产业一样，大连的服装业也曾带有计划经济遗留下来的“东北现象”的深刻烙印：所有制结构单一，产品结构单一。 　　当年的大连服装业，基本上是国有、集体企业唱主角。生产什么，生产多少，都由上级决定。在产品结构上则是以出口加工为主。这种体制上和结构上的“先天不足”，使大连的服装企业思想观念陈旧，内部机制僵化，面对市场经济的冲击反应迟钝，适应能力差。 　　因此，当大连国际服装节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开始举办时，尽管正是国人从清一色的“灰、蓝、黑”中走出，开始追求服装的个性化、多元化、时装化，国内服装业迎来了大发展的极好机遇时，受传统体制制约的大连服装业，却没有及时抓住机遇，借势进行产品结构的调整，被竞争意识、品牌意识、市场意识很强的南方企业抢占了先机，在大连国际服装节这个大连自己搭建起来的舞台上，前几届都不得不退居“配角”的地位。 　　“国退民进”观念机制大变化 　　从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大连的服装业进入了痛苦的调整期。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原有的国有、集体服装企业，通过改制转换了国有身份。与此同时，一批民营、三资等新兴所有制的服装企业，按照生产要素随着市场需求而流动的经济规律，雨后春笋般地迅速发展起来。经过一番观念碰撞、矛盾冲突、体制调整、机制转换，国有经济终于基本从服装这个竞争行业中退了出来，只剩下0.3%的比例，大连服装业出现了“国退民进”的新型格局。 　　同等条件下，为什么服装业的“国退民进”效果比较明显呢？一句话，“退出有通道，进入门槛低”。与重化工业相比，服装企业规模小、资产少，投资者或原经营者买得起。同样，服装业投资少、见效快，安置就业资金仅为医药行业的1/5,办个服装厂比较容易。 　　“国退民进”，为大连服装业带来了诸多变化： 　　———企业发展有了新动力。国有企业改制后，购买了企业资产的经营者和有关人员，再经营不好，只能自己承担损失。而新进入的民营企业，从成立之日起，就没有上级可依赖。要生存，就必须增强实力。故而，实行了股份制改造又成为上市公司的大杨集团，不断扩张，年销售收入由过去的不到1亿元，很快发展到超过10亿元。 　　——创品牌有了积极性。计划经济时期，大连服装几乎包揽了国家评奖的金银牌。但那是一种政府行为，而非市场行为，有了牌子不等于有市场。体制转变后，创品牌是为了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因此，大杨“创世”才积极努力，争创“中国名牌”；“思凡”、“任平”宁可一次拿出几十万元，到北京参加“十佳设计师”、“最具时尚的中国女装”等的评选活动。短短四五年时间，能数得出名字的大连服装品牌，就达到了几十个。 　　———投融资有了新途径。“国退民进”中的“民”，并不单单指的是民营企业本身，三资、股份制企业中也有“民”的成份。外资、内资、民间资本的进入，缓解了服装行业资金窘迫的状况。如果都是靠政府投资、银行贷款，大连服装企业的数量不会从计划经济时期的三四十家，在短短的几年内，就增加到共1800多家(含个体业户)。 　　正视差距重振雄风有优势 　　无需讳言，大连服装“国退民进”后，尽管与自己的过去进行横向比较，进步很大；但如果纵向比较，看看外地特别是江浙一带服装业的跨越式发展，差距还不小，最主要的体量不够大，规模不够大，实力不够大，当务之急是做强做大。 　　在上个世纪90年代前期全国服装百强评比中，大连至少有八九个企业名列其中，“大杨”还进入过前10名。但现在的全国服装百强中，浙江企业30多个，江苏企业20多个，山东企业十几个，广东、福建、上海各有五六个，而大连乃至辽宁只有大杨一家，2002年销售收入排名21位，利润总额在28位。大连现有的1811个服装业户中，年销售收入在500万元以上的只有154家，72.1%是个体裁缝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