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升值可能酿八大恶果

在金融改革没有到位前，人民币决不能升值。上周六，在复旦大学经济学院主办的上海经济学家圆桌会议上，上海的经济学家纷纷表示，必须顶住升值压力，为国内金融体系改革创造条件。 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华民教授表示，两道防线必须死死守住：固定盯住美元的汇率政策，盯得越紧越好；浮动区间越小越好，让投机资本没有预期。而且，中国应该明确对外宣布，就像1998 年反复强调不贬值一样。只有打消热钱的预期，它们自然会撤走，由此引起的房价虚增也可能会下降。 当然，守住的后果是针对中国的反倾销大量增加。但这只会增加个别企业和个别行业的部分成本，和整个国家的贸易成本相比，还是合算的。 华民认为，汇率政策牵一发而动全身，尤其对于我们以外需为主的经济，浮动利率等于自找麻烦。最好是人民币能贬值，即便不贬值，也绝不能升值。当初日本实力不错，但日元一旦离开美元，就像离开码头在太平洋中沉浮的一叶扁舟。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陆德明教授认为，汇率是一种特殊的价格，牵涉到政治因素，是一把双刃剑。除了能计算出来的影响，更要考虑稳定的环境对发展中国家的重要性。 他举泰国为例，90年代中期后，由于泰国竞争力增强，泰国政府改变了盯住美元的政策，转而选择干预政策，和投机者对抗，最终引发金融危机。因而，如果人民币升值，不仅香港会受影响，而且占中国外贸40%的东南亚地区也会大受影响，因为东南亚是美元区。 华民表示，稳定的外部金融环境，是内部结构改革的前提。汇率一旦改了，改革的机会都没了。 与会专家还列举了人民币升值可能带来的一些恶果。 1、工资不涨。华民表示，一旦人民币升值，企业出口的成本提高，利润空间被压缩，工资就不可能上涨。日本自从1985 年签订“广场协议”后，工资就再也没涨过。目前日本大学毕业生的每月收入只相当于人民币1万元，在日本的消费水平下，这个收入是很低的。此外，非贸易商品如房价的上升，会导致实际收入减少。 2、就业更难。由于进口商品的替代性，人民币升值后国内需求降低，就业难度进一步加大。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刘松表示，截至8月底，大学生只有70％的签约率。华民表示，目前城市下岗问题的解决已不轻松。 3、房价更高。人民币升值后，出口成本升高，进出口业务的利润降低。外资在贸易部门受阻后，将转向非贸易部门，比如房地产、证券等市场。在目前房地产市场很火爆的情况下，将导致房价更高。刘松表示，因为开发区建设，全国有2000 万失地农民。升值后，房价上升，这些人就会买不起房子。 4、汇率波动。复旦大学金融研究院陈学彬教授表示，热钱进来后，需要大量投入基础货币，这会导致经济过热。而且，升值的预期会引来大量投机资本。这些资本捞了一把就跑，会造成汇率的剧烈波动，对经济发展非常不利。 5、创新无力。华民透露，日产总裁曾表示过，公司投入很多人力物力，进行技术革新，使一辆汽车的生产成本降低几千日元，但汇率一旦升值，成本上升几万日元。创新难以抵消升值新增的成本。这样，企业一方面无心创新，另外会大量迁移到国外，导致国内就业下降，消费能力下降，经济增长动力随之降低。 6、不良资产更难处理。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石磊教授表示，升值后的国有资产会被高估，其中的劣质部分将更难处理。若升值，深受不良贷款之累的银行死得更快，日本的银行就是这样死掉的。 7、货币政策失灵。人民币升值将导致人民币的利率降低，最终导致零利率，货币政策失灵。由于目前的利率已经很低了，因此降低的危险性更值得关注。 8、经济失衡。华民表示，人民币升值后，需要拿经常项目来平衡资本项目，这样，人民币将不断升值，1：5，1：4……由于一直升上去且无法控制，最终导致资本外逃，经济基本面垮掉。 国内有10万亿元的储蓄没有用，却要吸引外资。华民认为，这说明国内金融体系受到压抑。他表示，其实，我们并不需要那么多外资，台湾人做的食品技术含量并不高，内地也能做。 目前国内招商引资的效果可谓是“引资投资”。FDI（外资直接投资）来了，配套设施就必须加强，这些投资可能是FDI的几倍，并且是国内投资完成的。但如果没有FDI的“抛砖引玉”，国内就不会投资，这说明国内金融体系有问题。陆德明把这种现象比作“吸毒”。 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孙立坚表示，由于金融系统的脆弱，热钱借FDI名义进来，往往挡不住。热钱80年代就开始进入东南亚，直到90年代这些国家经济转型时才“发力”。因此，在金融改革到位之前，对待升值必须非常谨慎。 陆德明引用世界银行副行长章晟曼的话，在决定开放汇率或者资本项目前，必须先改革银行体系。在资本项目没放开前，不要谈建设金融中心，银行体系没改革前，中国不要谈放开汇率政策。 从技术角度，陈学彬建议，央行调节需要考虑半年到一年的提前量，而且不能做得太猛。配套措施要到位，比如提高存款准备金时增加基础货币供应，以缓冲影响。 此外，华民提议，缓解升值压力要开放被保护的部门。当初日本曾面临两个选择，要么让利率升值，要么放开某些被保护的部门。日本人选择了前者，导致整个经济受累。尽管金融体系的开放很难，但如果没有规划，就会很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