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经贸“唇亡齿寒”:“纠缠”但不会彻底翻脸

双方巨大的贸易额，越来越紧密的经贸依存度，注定了彼此不会因此起彼伏的经贸摩擦彻底“翻脸”，而只会在互相调适和不断的“纠缠”中相伴而行 2004年9月，当美国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朱文晖刚到华盛顿的时候，在纷繁复杂的服饰品中，“MADE IN CHINA”在普罗大众间的拥趸是最多的。虽然墨西哥等北美贸易区的成员国，倚仗北美贸易区的条约便利，也成为美国国内纺织品市场的主要输出国，“但他们的商品很快就会有条纹，而中国制造的服装却很耐穿。”朱文晖说。 和所有的美国大众消费者一样，朱文晖在美国享受了巨额中国输出带来的福利。“美国的普通家庭每天都能买到中国价廉物美的商品，企业和整个商业都从与中国的贸易中获利不菲。” 美国加图研究所(Cato Institute)贸易政策中心研究主任丹尼尔·格里斯沃尔德说。 贸易是中美关系里最热的一个词。因此，当布什政府以豪华高级官员阵容启动亚洲之行时，中美贸易成为观察家预测的主要议题。 独一无二的经济拍档 说到两个国家的经贸关系唇齿相依时，数字是最有说服力的。 据中国商务部的统计显示，今年一季度中美贸易额达436.23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4.3%。而按美方统计，2005年1至6月，美中贸易额达1039亿美元，美中贸易占美国对外贸易额的10.4%。在美国重要贸易伙伴中，中国名列第三。 这期间美对华出口191亿美元，中国成为美第五大出口市场。而美国来自中国的进口额为1092亿美元(今年1月～5月)，在美国重要进口来源地中，中国名列第二。 这些数字是独一无二的。从来没有一个超发达国家和一个发展中国家，能有这么紧密的经济联系。“这样的经贸关系是惟一的。”朱文晖对记者说。 但是对两个庞大的经济体来说，贸易上的水乳交融只是一个开端。“贸易是个实物流量，有它作为基础，才衍生出软的流量。比如人的流量，资金的流量，比如做保险的，金融融资的等等，因为没有贸易的话，不可能有金融。”朱文晖说。 在巨额的贸易数字之下，双方的直接投资额也逐步攀升。中国商务部的数据显示，2005年上半年美国对华投资合同金额累计649753万美元，同比上升11.56%。中国对美国的投资也有所发展。截至2004年底，中国在美国累计投资设立非金融类中资企业883家，协议投资总额10.9亿美元。 经济的全球化驱动市场力量自动寻找自己的“最佳拍档”。“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市场，它要找最大的生产基地，最便宜的生产组合，中国有最多的人，最亲近商人的政府。全球化使得中美两国互相需要，并成为对方的‘股票持有者’。”朱文晖说。 汇率问题将长期化 2005年11月10日，在布什亚洲行前夕，美国商务部公布了最新的贸易赤字。 “但贸易赤字问题只是一个表象。”朱文晖这样分析，“其实美国人也知道，整个东亚都是美国贸易巨额贸易逆差的制造者。巨额的贸易逆差中，还包括美国零售商和贸易商得到的好处，因此中美经贸官员之间非常和气。提贸易问题只是缓解国内政治压力。” 《华盛顿观察》在盘点2004中美经贸关系时，曾将贸易桎梏和金融盾牌视为双方的摩擦焦点。而人民币汇率问题则囊括了这两个方面，因此，汇率问题才是中美经济问题的核心。而中美经贸关系的不对称，决定了汇率问题无法在短期内得到解决。“所谓不对称，就是我们对美国市场的依赖程度，远远大于美国对中国市场依赖程度。”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部副部长隆国强说。格里斯沃尔德则解释得更加细致：“中国和美国处于两个经济层级。过去20多年虽然中国经济突飞猛进，每年的增长率都在9%到10%，但仍然是穷国，人均收入在世界平均水平之下。” 有一种很有意思的说法是，在全球产业链中，美英属于第一级，提供金融等服务业；德国属于第二级，提供生产设备；日本、韩国属于第三级，他们用德国的机器来生产彩电、冰箱；中国处于下一个级别，生产鞋帽等日用品。中国和美国的站位在全球产业链条的首尾两端。 “当双方的经济实力对比不可能有根本性转变的时候，人民币即使升值也不会导致一个双方都满意的解决方案，”朱文晖说，“因此贸易问题会在今后的日子里，以另外的产品作为载体提出来。而知识产权也会成为以后中美争端的另一个重要表象。” 美国商界的中国情结 美国政界对中国崛起的警惕由来已久—2004年6月，朱文晖去纽约参加一个投行会议，一位在华盛顿颇受认可的美国前驻华大使，在大会上依然以常见口吻大谈中国威胁。这遭到了在场大企业和投行的一片嘘声。重商的纽约，是大企业和大投行的地盘，这些大公司希望中国稳定，基本的经济体制也稳定，因为他们已经在这种稳定的体制下赚很多钱，他们希望赚更多。” “中国让我们公司的规模变大了。”为宝钢污水处理设备提供隔膜泵的威尔顿泵业工程公司总裁说。2004年在中国获得的300万美元的销售收入，让威尔顿泵业工程公司的就业岗位增加至250个，增长了8%。“这是公司50年以来(就业)最大幅度的增长。” 而投行在中国大型国企的海外上市过程中，也赚到盆满钵满。从中国电信上市，到平安保险，再到最近的建行，美国大投行几乎包揽了这几笔号称世界上最大的IPO的主承销资格。“我参加的这次美林与中国银行联合召开的会议，也是美林证券想拿到中国银行上市大单的一个公关之举。”朱文晖说。这些已经从中国的现实获利很多的大投行，认可了中国渐进改革的现实，“因此他们乐意从技术层面上帮中国去改善。” 即使在最近中美纺织品争端中，以保守派形象出现的美国制造商，内部也并非铁板一块，并没发出一边倒反对之声。“大制造商在中国有投资，对中国敌意不重。”朱说。而美国的零售商则基本以中国出口企业“同路人”的面目出现。 2004年年底，取消纺织品进口限额迫在眉睫，美国制造商协会提出以市场威胁做理由，提前限制中国纺织品进口，并获得了美国政府的同意。零售商协会便把美国政府告到国际贸易法庭。最后法庭判断美国政府不能提前设限，因为美国商业上没有这种“因预想的损失而限制商品进口”的先例。 企业界利益碰撞出现的缝隙，给了中国产品进入美国的空间。中国纺织品在2005年上半年获得的4个月没有限额的黄金出口期，便是美国零售商抗争的结果。 本刊接触到的中美经济学者普遍认为，虽然经贸关系的进一步加深，中美经贸争端会越来越多，却永远不会彻底翻脸。贸易赤字、知识产权、小步前进的汇率改革，“十年以内，中美经贸关系会局限于这几个问题，”朱文晖判断说，直到新的变量出现，打破这种实力相差巨大、但联合度奇高的经贸关系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