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劳工福利为贸易摩擦埋雷

新的技术壁垒一旦实施，建立在低水平劳工成本基础上的竞争能力将大大削弱，长期以来我们引以为豪的“廉价劳工”优势将不复存在，这将给我国制造业以极大杀伤力 11月10日，当1900万中国纺织工人刚从中美之间长达半年的拉锯战中解脱出来，准备松口气时，在解决中欧纺织品“压港”问题中扮演“关键先生”的瑞典工商和贸易大臣托马斯·厄斯特罗斯发出了忠告：“我认为中国最重要的是要尽快提高工人的工作条件和生活状况，否则，欧洲和美国的政府就会因此而实行贸易保护主义。因为很多西方人会觉得中国是靠低工资和超工时来进行不公平竞争的。而这本身也是对自由贸易的一种侵害。” 无独有偶。11月18日，本报得到了一份由劳动保障部劳动工资研究所撰写的《我国人工成本现状、问题与对策建议》(以下简称《建议》)，这份刚刚付梓的建议指出，随着近年来我国产品出口快速增长，我国与美国、欧盟等发达国家的贸易摩擦日益加剧，“继续采取低工资、低成本进行国际竞争的空间已经越来越小。” 《建议》主要负责人、劳动保障部劳动工资研究所所长苏海南告诉记者，这种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的出口状况对改善员工福利已经“没有帮助”，这样的增长方式“必须做出改变”，否则“明显有悖于和谐社会的理念。” “悲惨”的增长 “长期以来，中国劳动力成本低廉的竞争优势，很大程度上是挤压了劳动者合理的劳动待遇、像样的生产生活条件和基本的社会保障而形成的。”在这份5000多字的报告中，这样的表述十分醒目。 “拖欠1700多名员工工资，共计480多万元。”今年9月22日，佛山市尚亿鞋业有限公司为它的残酷受到了惩罚：这一天，广东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在全国率先披露了省内20家违反劳动保障法律法规行为的企业，并将其“罪行”公之于众———除了像尚亿这样拖欠工人工资以外，超时工作、非法收取押金、招用童工等也在其列。 媒体在报道这些企业时，形象地冠之以“血汗工厂”的称谓。调查显示，这20家受到谴责的“血汗工厂”，主要集中在建筑建材、纺织制鞋、电子产品等劳动密集型产业。令人尴尬的是，正是这些行业让“中国制造”名扬天下，并使中国贸易顺差屡创新高。 在中国，这些行业的员工大部分是来自农村地区的农民工。根据国家统计局2004年的数据，中国现有进城农民工1.2亿人，已成为中国产业大军的主力：占全国加工制造业总数的68%，占建筑业的80%，占第三产业的批发、零售、餐饮业的52%。 但是社会创造的财富并没有让广大的产业工人受惠。如果说“血汗工厂”还只能算作个例的话，《建议》中的数字无疑具有普遍意义：1998年到2004年我国人工成本(包括劳动报酬、社会保险费用、职工福利费用及其他人工费用)平均每年递增6.4%，而同期国内人均GDP增幅平均每年11.4%。 《建议》还特别指出，如果考虑到不同行业人工成本增长参差不齐，如石油化工、煤炭冶金等行业的人工成本远远高于人均GDP增幅的情况，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人工成本增长更为有限。 与此同时，中国劳动力的成本“优势”也几乎达到了极限，《建议》显示，目前我国制造业的人工成本相当于美国的2.2%、日本的2.1%、德国的2.8%，即使与同为转轨国家的捷克和波兰比，也仅为其15%-20%。 其实，这样的数据很难用“优势”来形容。年初公布的统计显示，珠三角地区农民工月工资在600元左右，12年来只提高了68元。如考虑物价上涨等因素，农民工实际工资是下降的。以至于有人戏谑，现如今的民工“儿子”还比不上12年前的民工“老子”有钱。 为了多挣一些钱糊口，农民工只能选择加班。调查数据显示，该地区的农民工每天工作12至14小时者占46%，没有休息日者竟占47%。正是迫于生存压力，使超时工作、各种职业伤害的出现屡见不鲜。 赔本赚吆喝 改善员工福利，提高员工工资，看来势在必行，可这往往会被认为“不合时宜”。 国务院研究中心副主任李剑阁日前就指出：“我们确实要关心低收入者，但是也要考虑到企业的承受能力，如果工资提得太高，投资者把产业都转移到工资更低的国家去了，这样的话，我们打工者连工作的机会都没有了。” 我国就业市场“僧多粥少”的现状决定了如果按照市场规律，工人的各种待遇很难得到提高，就业的压力打消了农民工对优厚待遇的“奢望”，“有个活儿干就不错了”。 既然市场很难自发改善工人待遇，苏海南表示，需要政府部门改变认识，“出手”改变现状。 很多地方政府往往认为，似乎中国的经济正是靠了这些劳动密集型产业才发展起来的。但对外经贸大学WTO研究院屠新泉教授指出，这样的经济增长对中国经济成长的贡献“并不如人们想像的那么大。” 屠新泉表示，这些工厂的加工模式大多是“两头在外”，原料和销售都高度依赖国际市场，无法带动国内相关产业发展。因此，靠低工资以获得竞争力、保持庞大的低收入人群以增加积累，虽能获得暂时的经济增长，但决非长久之计。 表面上看，劳动力价格超低对出口贸易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但实际上这样的吸引只能产生恶性循环的后果：劳动者得不到平均水平的工资，必然失去许多技术培训和再教育的机会，技术人力缺乏，进而导致产品的技术落后，国际竞争力滑坡。 在发达国家通过高工资集中优势产业，成为高附加值和资本密集型产品制造中心的时候，中国的低工资策略只能不断把很多低附加值的工业吸引进来，“不仅利润级低，还受人指责。” 这是典型的“赔本赚吆喝”。在今年的纺织品贸易争端中，中国纺织品被指责“扰乱”了西方市场，可事实是中国只赚取了10%左右的来料加工费。在贸易摩擦中，实际上是我 们一边在不断地“补贴”全球，一边还得不断为西方国家受到的少部分损失埋单。 未来导火索 西方国家可不会体谅我们的苦衷。 在他们眼中，只认定一个事实———中国制造业产品价格之低，很自然地被认为“简直不符合商业逻辑”，甚至带着一种“野蛮竞争”的痕迹。抓住这个把柄，使他们找到了一个可以在未来很长时间内使用的“大棒”。 “像劳工福利这样的无形壁垒，很可能成为未来国外制裁中国产品时普遍使用的‘软刀子’”，屠新泉对记者说。 从近年的情况看，无论是纺织品还是皮货皮具，中国商品受到的限制似乎与“社会责任”、“劳工福利”这样的词汇关联。其实，这并非因为他们没有打算，而是因为“时候未到”。 在中国为了加入WTO而做出的战略性“妥协”中，存在着三大不平等条款：在2008年以前，可以对中国纺织品服装产品实行特别保障措施；在2013年之前，可以对原产于中国的产品对该成员同行造成威胁或者造成市场扰乱为借口，对中国产品实施特保措施；直至2016年底的“非市场经济地位”则为对中国产品实行反倾销调查提供了依据。在这些条款的有效期作废之前，WTO成员国自然会最大限度地利用它们，而不用相对难于界定的“社会责任”壁垒。 然而在这些传统贸易壁垒减少之后，这些新的技术壁垒一旦实施，我们建立在低水平劳工成本基础上的竞争能力将大大削弱，长期以来我们引以为豪的“廉价劳工”优势将不复存在，从而给我国制造业以极大杀伤力。 以目前国际上劳动密集型产业普遍实行的社会责任认证标准SA8000为例，标准要求“公司除非在特殊情况下及短期业务需要时不得要求加班，每周加班时间不能超过12小时，且应保证加班能获得额外津贴。”而在深圳，大多数工厂的农民工每月工作26天以上，每天平均工时在11小时左右，均超出了要求。国家统计局的调查显示，农民工中76%的人在节假日加班时从未享受过国家规定的加班工资。 而社会保险方面我们欠缺的则更多，我们的养老保险总体参保率仅为15%，医疗保险的平均参保率仅为10%左右，失业保险、生育保险，目前仍与绝大多数农民工无缘。 屠新泉告诉记者，目前世界上劳工标准壁垒以单边为主，但很多发达国家正谋求将其写入WTO的多边协议当中，以获得更多贸易保护主义的机会。 这受到了发展中国家的普遍抵制，“认为WTO不应将社会政策与贸易政策混为一谈。” 屠新泉表示，虽然近期将社会责任条款写入WTO的可能性不大，但面对贸易摩擦的压力，现在已不能再熟视无睹，要“化被动应付为主动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