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如何利用世贸体系

世贸组织好比一个由148个自作主张的政府组成的国际俱乐部，充斥着让人头晕的官僚套话。没人会把游说这种组织视为乐事。但是，那些学会向世界贸易组织申诉的公司与行业发现，它们的努力可能颇有成效。 世贸组织已存在了10年，它的前身关贸总协定创始于1948年。自关贸总协定创立以来，商界游说对一系列贸易“回合”的完成发挥了很大作用。贸易回合是指在一系列领域削减 进口关税的多边协议。 而在当前“多哈回合”谈判(以2001年谈判启动地点卡塔尔首都命名)期间，商界游说一直相当无力。某些专家称，除了要求贸易更加开放的一般游说，企业都在错失世贸组织准司法争议解决体系赋予的良机，该体系可让企业申诉具体利益。 彼得·加拉格尔就是一位这样的倡导者，他原来是一名澳大利亚高级贸易官员，现在向公司与商会就如何利用世贸体系提供咨询。 理想与现实 在由加拉格尔等贸易经济学家设计的完美世界里，他自己无须存在。各国自然会意识到，贸易自由化符合它们的单边利益，而且会付诸实践。 在这样一个天堂里，世贸组织、各贸易部，以及整个贸易外交系统，乃至报道这些活动的记者，将不复存在。在真实世界里，贸易体系按照“重商主义”的规律运作。重商主义认为，出口本身是力量的源泉。各经济体把削减进口关税，放行海外商品与服务视为一种让步，而不是获益。 正是在这样一个世界里，加拉格尔的建议是有价值的。他的主张是，相比其它形式的游说，企业低估了贸易游说可能带来的回报，而最可能的原因在于制定与执行世贸规则的深奥和复杂。此外，传统游说通常只让一国政府或监管机构改变主意，而世贸组织的国际性与跨政府性质意味着，说服自家政府代表生产商在外交上做出头鸟。 巴西的成功案例 但回报可能是巨大的。加拉格尔有不少例证。巴西在世贸组织对欧盟食糖体制的法律诉讼，可能为巴西带来高达4.94亿美元的回报，也可能为世界其他食糖出口国带来同样可观的回报。为准备这一次及其它法律诉讼，巴西食糖业与政府花了很多年来做大量工作，包括雇用经验丰富的国际律师，与美国的环保运动人士合作，并设立一个政府背景的智囊机构支持其贸易游说。但相比可能获得的回报，这些代价几乎不足挂齿。 与之类似，泰国的金枪鱼业(全球第三大)利用世贸组织的争议解决程序，在与政府的共同努力下，成功地使欧盟对其出口的2.5万吨金枪鱼所设置的24%关税减半。 的确，通过世贸组织进行贸易游说的特点之一，是它的争议解决制度，包括根据世贸法规做出裁决的司法专家小组(如有必要)。它的优势在于，即便最小的国家也可以向最大的国家叫板，最近的一个案例就是证明：加勒比海弹丸小国安提瓜和巴布达，就美国对在线赌博的限制提起诉讼。 而它的缺点是，该程序具有缓慢而官僚的特性：从最初的申诉到判决的执行，可能花费将近3年时间(无论如何，世贸判决只允许遭受不公的一方实施贸易制裁，在正统贸易经济学家看来，这只会自讨苦吃)。 提起诉讼，或要求政府代表某个特定行业在贸易谈判中进行游说，需要精心而细致的准备。在收集数据、建立企业联盟以获得国内支持，以及接洽政府接手此事的程序方面，加拉格尔做了一些深入研究。巴西创立了由政府支持的世贸游说行业，规模可观，帮助该国在世贸组织谈判中处于关键地位。 一个产业的获利往往是另一个产业的损失，甚至在同一个国家内都是如此。我们目睹了欧洲零售业的愤怒，它被相对较小的纺织制造游说团体击败。 鉴于世贸组织的混合本质：既是政府间的谈判论坛，又是法庭，有时还是展示政治姿态的舞台，因此，有效的游说需要一套综合技巧。 优秀的律师是必需的，部分原因是，争议解决体系是世贸组织机构中相对较新的部分，而且许多新案例，如巴西提起的、已获成功的糖和棉花的案例，创造了全新的法律先例，其它国家可以马上利用。 但光有律师是不够的。案例在法律上具有技术性，但它们也需要政治智慧，包括理解各国驻世贸组织代表团之间个人关系的重要性。 公共利益 从公共利益的角度来看，企业在世贸组织内游说会存在令人不安的方面。重商主义的曲折道路，并不总是通往光明的更自由的贸易。贸易游说可能被用来扭曲、甚至封锁和开启企业的通道。 加拉格尔的一个例子是美国制药业。经过10多年大力游说和舆论宣传，该产业争取到国际专利保护，并促使世贸协议纳入各项知识产权议题，这令许多自由市场贸易经济学家反感。 加拉格尔区分“贸易主张”和“贸易游说”之间的界限。前者是范围很广的企业和利益团体推动开放市场，后者则是一小群企业和团体为自己争取具体利益。事实上，这一界限可能是模糊的。例如，倡导在两国双边贸易协议中降低关税，可能转移掉第三国的贸易，破坏在更大范围推进贸易自由化的努力。 尽管如此，不管是否总能照顾到公共利益，企业重视贸易规则的理由是非常有说服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