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25年：五次宏观调控　力推中国经济(中)

经济体制基础不同 　　第一次宏观调控针对的是１９７８年的经济过热。在同年１２月召开的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提出全党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转年，１９７９年３月，李先念、陈云同志就财经工作写信给党中央，明确提出，现在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情况相当严重，要有两三年的调整时期。在经过１９７９年和１９８０年两年调整之后，１９８１年对国民经济进行进一步的大调整。至此，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次国民经济调整才得以有效地进行。 　　第二次宏观调控针对的是１９８４年的经济过热。同年１１月，国务院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门严格控制财政支出，控制信贷投放。转年，１９８５年３月，《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加强和完善宏观经济的有效控制和管理，坚决防止盲目追求和攀比增长速度的现象。在各种压力下，１９８６年所进行的宏观调控没有到位，潜伏着进一步引发新的过热的可能性。 　　第三次宏观调控针对的是１９８７－１９８８年的经济过热。当时，国家预算内的基本建设投资得到一定控制，但预算外投资规模的膨胀远远没有控制住，而且愈演愈烈。１９８９年１１月党的十三届五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决定》，进一步提出用三年或者更长一些时间基本完成治理整顿任务。至此，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三次国民经济调整才得以有效地进行。 　　第四次宏观调控针对的是１９９２年到１９９３年上半年的经济过热。一些地方和企业要求放松银根的呼声也不断，但宏观调控排除了种种干扰，经过三年多的努力，到１９９６年成功地实现了“软着陆”，为抵御随后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第五次宏观调控，一因针对的不是全面过热和已经严重的通货膨胀，而是见势快、动手早、防患于未然的调控；二因市场经济下利益主体多元化，中央政府与各级地方政府、宏观调控部门与其他部门、中央银行与商业银行及证券公司、过热行业与非过热行业、上游产业与下游产业、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大型企业与中小型企业、沿海与内地、以及高中低收入者之间，形成了复杂的利益格局，各有不同的利益和声音；所以，在经济形势的判断上和怎样进行宏观调控上，经济界展开了一场二十多年来最为激烈的争论。 　　调控方式和手段不同 　　在第一次到第三次宏观调控时，在最初作出调整国民经济决定的头一、两年内，在实施上存在着犹豫不决、贯彻不力的问题；随后，才进行坚决的大规模的调整。在第四次宏观调控时，汲取了前三次的教训，在作出治理整顿的决定后，在实施上表现出雷厉风行的特点。第五次宏观调控因是见势快、动手早的调控，所以采取的方式是渐进式的，由冷静观察、温和预警、到逐步加大力度，注意准确地把握调控的时机、节奏和力度，对看准了的问题采取果断有力的措施。 　　关于调控的紧缩面。在第一次宏观调控中的最后一年（１９８１年），以及第三次宏观调控中的最后一年（１９９０年），都是对投资和消费实行力度较大的全面紧缩，使经济增长率较大幅度地迅速回落（１９８１年经济增长率回落到５．２％，１９９０年回落到３．８％）。１９９３年６月开始的第四次宏观调控，亦是对投资和消费实行全面紧缩，但为“适度从紧”，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均为“适度从紧”，使经济增长率从两位数的高峰平稳地、逐步地回落到１０％以内的适度增长区间。第五次宏观调控不是全面紧缩，而是适时适度，区别对待，不“急刹车”，不“一刀切”。货币政策由前几年的“稳健”逐步转向“适度从紧”，财政政策由前几年的“积极”逐步转向“中性”。总之，这次宏观调控不是使经济增长率从两位数的高峰大幅度地回落和“着陆”，总体上看，经济还在适度增长区间内（８％－１０％）运行，既不是“硬着陆”，也不是“软着陆”，而是通过适当的控速降温，使经济在适度增长区间内既平稳又较快地可持续发展，努力延长经济周期的上升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