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中国男装前进道路上的拐点

衣冠楚楚，摆着优雅的POSE，一个帅哥在巨大的广告牌上酷酷地注视着我们，然后，迅即向车后闪过。紧接着是下一个、再下一个……不计其数。 　　温州真的到了。 　　2004年1月，从永强机场通往温州市不足20公里的公路两旁，温州男装的广告牌一如既往──数量众多，气势逼人。与前一两年不同的是，其中的一些广告牌在那些帅哥图案旁添上了一行醒目的大字──“欢迎贴牌加工”，或是“定牌加工，诚邀加盟”。 　　温州服装商会会长陈敏说，温州上千家男装企业里纯粹做品牌的目前只剩下二三十家，其余的都或多或少转向了贴牌加工。 　　从创牌到贴牌，对于温州男装产业的这一转变，不同的观察者从不同的视角看到的内容有所不同，但毫无例外都会观察到同一个问题──文化内涵。 　　“温州毕竟是个小地方。”在列举了诸如人才、设计、研发等一系列温州男装产业的相对弱势之后，陈敏提到了文化内涵，“与那些大都市相比，温州的文化内涵显然远远不够，因而在时尚方面就很难具备领先优势。” 　　无独有偶。在另一个中国男产业基地，另一位同样资深的业内人士同样谈到了文化的问题：宁波男装产业要有所发展，仅仅有先进的生产线，有一定的产业规模还远远不够，还应该有时尚，有深厚的文化内内涵…… 　　“工人”、“商人”及其自我改造 　　许多人都注意到了这样一个有趣的现象：宁波男装企业家爱说“工艺如何如何”，而他们的温州同行则总把“市场如何如何”挂在嘴边。 　　谈到宁波与温州两大男装产业基地的不同，浙江奥奔妮服饰（集团）公司董事长郑晨爱打了个俏皮的比喻：宁波男装产业像个工人，而温州男装产业则更像个商人。 　　对于一个历史悠久、幅员辽阔的国度来说，每一个地域的文化都具有鲜明的独特性。事实证明，那些充满活力的产业之所以具有很强的竞争力，往往与孕育它们的独特地域文化存在强烈的关联。 　　中国的男装产业也不例外。 　　宁波、温州两大男装产业基地虽处于同一个省份，却打上了不同地域文化的烙印。 　　宁波是红帮精神的发祥地。裁剪缝制出中国第一套西服、第一套中山装，兴办了中国第一家西服店的红帮裁缝，为这片土地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开拓创新，放眼世界，勤奋敬业，诚信重诺…… 　　回顾宁波男装产业的发展历程，人们不难从中发现这种独特地域文化的影子； 　　许多地方都在发展男装产业，但毫无疑问，宁波启动最早，企业规模最大，知名品牌最多，高度开放性的“码头文化”在今天仍在发挥著作用。与其它地区相比，宁波男装产业接触国际先进设备、面料、款式和先进经营理念的时间要早得多。红帮裁缝心灵手巧、讲究工艺、做工精细的素养，仍被今天的宁波服装企业家们所津津乐道。事实上，宁波男装产业能够在20世纪80年代崛起，老一辈红帮裁缝的传承与指导功不可没，那些从上海被请回家乡的老人一针一线、手把手地将手艺传授给新一代红帮传人，也将他们的精神与文化注入其中…… 　　而距宁波不过300公里之遥的温州，其地域文化则是另外一种特色。 　　温州人被公认为天生的商人──“每根头发丝都是空心的”。温州的商业文化传统历史悠久。早在南宋时期，永嘉学派的代表人物叶适就提出“通商惠工，经国家之力扶持商贾、流通货币”，主张“重视工商”。这种有别于儒家文化传统的重商思想，深深浸透到温州的地域文化当中，经过千百年的继承和传播，演化为温州人特有的文化基因。 　　在温州男装产业的崛起与发展中，温州人的这种基因被迅速转化成了生产力。 　　乔顿服饰总经理沈应琴最早是在北京隆福寺做服装生意的，1996年才在温州兴办了自己的服装厂。在温州男装企业家当中，像沈应琴这样先贸后工、由贸入工的大有人在。 　　陈敏介绍说，温州男装产业的一大特点就是“先做市场，后有产业”，它立足于市场，适应市场的能力特别强。 　　一切以市场需求为依托，市场需要做什么，温州男装企业就会做什么，市场发生什么变化，温州男装企业就会做什么，市场发生什么变化，温州男装产业就会迅速做出相应的调整。当年争创品牌如此，如今纷纷由创牌转向贴牌加工同样如此。错位竞争，走精品制造之路……这一切举动的背后，无不隐藏着温州地域文化的本质特征。 　　文化是在不断的扬弃中与时俱进的。 　　近一两年来，温州的男装企业家们逐渐发现，温州地域文化给他们带来的并非都是营养。 　　走在温州街头，会发现温州出租车的后窗上大都贴着这样一条标语：“变温州人经济为温州经济。” 　　陈敏说，温州人引以自豪的“温州人机制”和“血缘、地缘、亲缘”，说到底都属于“多边化声誉机制”，而这种机制过多依赖口碑相传。在过去几十年市场还不规范，与以契约为核心的现代贸易方式相悖。在过去几十年市场还不规范，法制还不健全的环境里，这种“多边制”显然是具有竞争力，但在市场逐步规范的今天，“多边制”将导致贸易结构锁定。 　　温州人兴办了一个黄龙面料市场，陈敏曾在一篇文章中给予极高评价：有了黄龙市场，温州男装企业可以不要面辅料仓库，随要随到，而且是先拿货后付款。 　　然而现在，对于这种以作用为前提的贸易方式，陈敏充满忧虑：假如利益超出信用可以承受的限度会怎么样呢？ 　　就在温州男装企业家们对传统地域文化发出疑问的时候，他们的福建同行同样在检讨地域文化中的不足与缺憾。 　　福建是移民大省，人们的姓氏、宗族观念很强。这一地域文化的烙印同样打在了福建男装产业的身上。福建省服装行业协会的一位人士说，福建男装企业协会的一位人士说，福建男装企业做得好做得大的不少，但以前大家都怕出风头，只是想着维护住现有的市场份额，只是在福建省内争，习惯于单打独斗，行业内部的交流与合作显得十分困难。而这些显然与时代发展的要求是不相适应的。 　　这位人士说，行业协会成立后，针对地域文化给福建男装产业所带来的这些不足与缺憾进行了大量工作。现在，福建男装企业不仅实现了良好的内部交流与合作，而且开始把目光放得更远，“野心”也大了起来。 　　出身与馅饼 　　服装的本质与核心是什么？ 　　雅弋尔集团总裁李如成说，服装就是一个国家的文化。 　　坐在温州一家宾馆二楼的茶座，报喜鸟集团董事长吴志泽向下面的宾馆大堂通道瞥了一跟，对记者说：“假如现在过来一位重要人物的儿子，你肯定会多看他一眼。所以说，出身非常重要。” 　　出身于温州的男装制品工艺上乘，制作精致，贴牌商却普遍不愿意按照规矩打上“温州制造”的产地标识。这其中除了商业机密等因素外，也说明“温州出身”还不足以高贵得让人“多看一眼”。 　　不仅仅是贴牌加工，温州男装产业中闻名全国的著名品牌同样遭遇过“出身问题”。 　　庄吉集团总裁吴邦东告诉记者说，国内一些大商场就曾无理要求庄吉在西装上标注“意大利制造”，因为商家觉得，出身如此一换，“销路肯定要好得多”。 　　一位业内人士认为，出身问题的实质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文化价值的差异。对于中国男装产业来说，其最大的痛苦并不在于缺乏上乘的工艺和优秀的设计，而是世界对于其文化底蕴的忽略与轻视──不是地域文化，而是中华文化，乃至东方文化。 　　在谈论中国男装的设计问题时，吴邦东反问记者一句：“不要说我们中国，就是整个亚洲又出了几个设计大师？” 　　而奥奔妮服饰董事长郑晨爱则把这个问题的实质表达得更为清晰：“目前，我们不可能打造出世界名牌。我们不是没有上乘的工艺，也不是没有天才的设计师；问题的关键大于，东方文化目前在世界上的地位还不高。” 　　对于中国男装的文化取向，国内企业界与文化界基本存在着两种观点。其中的一种观点认为，所谓西服，源自西方，非我中华之物，舶来品也。因此，中国男装产业必须认识到这一点，必须向西方文化靠拢，在文化内涵上，应该以西方文化为尊。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虽然西服是地地道道的舶来品，但必须和中华文化结合，否则就失去了文化的土壤，就不可能走向世界。 　　向西，抑或向东？这是一个问题。 　　20世纪70年代，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与日本学者池田大作进行了一场东西文明之间的著名对话。他们展望21世纪，得出21世纪是中国文化的世纪的结论。 　　30年后，美国学者享廷顿教授又提出了“文明冲突论”。他认为，未来的世纪将是西方基督教文明与东方儒家文明、伊斯兰文明冲突的世纪。 　　然而，享廷顿在美国哈佛大学的同事、现代新儒家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杜维明教授认为，世界文化的发展并非“十年河东，十年河西”的问题，文化多元性是世界发展的大脉络，不同文化有不同的生命力，各有短长，它们将交流对话，互为参照。 　　这位当代大儒充满感情地说：“我们不要谈21世纪是谁的世纪，21世纪是所有人类的世纪。” 　　日本时装设计大师高田贤三曾向传媒表示，他更愿意被称为“国际设计师”，而不是“日本设计师”。有媒体评论说，高田贤三此言并非是对其传统文化的背弃与叛离，而是表明，只有将本土文化融入世界文化大家庭当中，才能真正展示真实魅力。 　　在谈论中中国男装产业的国际化意识这一话题时，夏梦?意杰的顾问李延辉引用了一句名言：假如你不能打败他们，就加入他们。 　　2003年3月，中国著名的男装企业之一夏梦与国际男装精品的领袖企业杰尼亚，合资成立了一个新的企业──夏梦?意杰中国有限公司。 　　一个是典型的温州家族式企业，一个是典型的国际化品牌意大利服装商，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两双手紧紧握在了一起。 　　对于中国男装产业来说，夏梦与杰尼亚合作的意义是深远的。正如一家媒体所评论的那样：大家关注此事，并不仅仅在于夏梦能否由此全面走向国际化，也不仅仅在于杰尼亚能否由此游刃中国市场，而在于这次合作的典型作用。 　　夏梦?意杰董事长陈孝祥对欧洲文化有着疯狂的迷恋：办公楼前的喷水池，是他依据在摩纳哥旅游时看到的一个水池设计的；公司里的办公桌椅、窗户的自动升降隔栏、节柜、墙上悬挂的油画，甚至咖啡机……几乎都是他从意大利采购而来。 　　而杰尼亚方面派来的高层管理人员，则对董事长母亲所做的梅菜肉饼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一家媒体这样评论说，既然杰尼亚的人能很快就喜欢上陈妈妈做的梅菜肉饼，那么人们就没有理由不相信，双方也一定会喜欢上这个双方合作的“大馅饼”。 　　破牛仔裤?GDP?朝拜 　　谈到文化对于中国男装产业的意义，夏梦?意杰顾问李延辉举了一个例子：一条破牛仔裤如果来自美国，就有可能成为时尚的象征；而如果它出自战乱中的伊拉克或是阿富汗，则只能代表战争的创伤。 　　而报喜鸟集团董事长吴志泽则说：所谓流行，总是从发达国家和地区流向不发达国家和地区。他的潜台词是：假若没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做基础与近后盾，一个国家的文化就很难被世界所认同。 　　对于报喜鸟的未来，吴志泽是乐观的：“我们打算在未来三五年内将报喜鸟技术打造成国际品牌。从某种意义上说，品牌进入就是文化与经济的渗透。中国经济正在飞速发展。可以预见，未来三五年间，中国在世界上将会越来越有发言权。对此，我们要有信心。” 　　就在吴志泽讲这番话后的第五天，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了2003年中国GDP数据；总量116694亿元，比上年增长了9.1%；人均GDP首次突破1000美元，达到1090美元。 　　世界陷入了一场恐怖主义的战争，中国却保持了令人惊叹的增长。 　　英国《金融时报》评论说：“不久前，世界还是轻轻松松，不在意拿破仑200年前的警告。但现在，中国正在震撼世界。” 　　让世界心动的还不仅仅是GDP的增长率。 　　1月24日晚的巴黎，280盏红灯在埃菲尔铁塔上被同时点亮。这个世界时尚之都的标志性建筑披上了“中国红”。 　　当天，作为“中国文化年”的内容之一，在巴黎香榭丽舍大道举行了“北京文化周”的盛装游行。 　　对于中国男装产业来说，文化或许将成为其走向世界的一个拐点。 　　陈敏告诉记者，大约再有三五年时间，温州就有可能发展成为精品男装加工基地，并带动意大利男装生产基地向中国的转移。 　　他说：“这是借船出海，先通过贴牌加工走出去，然后再把我们自己的品牌推向世界。” 　　在《温州服装》的卷首语中，陈敏充满激情地写道：现在，每年我们都去米兰、巴黎“朝拜”时尚，若干年后，将会是别人来“朝拜”我们。 　　不仅仅出于友好和礼貌 　　1989年2月，时任美国总统的老布什访问中国。一走下舷梯，他就向前来欢迎他的人们展示身上那件西服的商标，嘴里说着：“红都！红都！”20世纪70年代，老布什曾担任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在北京工作生活了13个月。在那段日子里，老布仔经常和夫人芭芭拉骑着自行车走街串巷，领略古都风情。这位“自行车大使”自然没有漏掉北京最著名的西服店之一──红都，在那里量身订做了一套西服。 　　对于历史的这一细节，红都的老师傅们至今仍津津乐道，自豪之情溢于言表。 　　对于中国男装企业家们来说，这的确是一个令人艳羡的历史细节。他们渴望着有一天世界就像老布什一样接受他们的产品，并以此为荣。 　　当然，那绝不仅仅是出于友好和礼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