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一个省份一种农产品，40年前产量仅占全国的2.5％，现在已占全球产量的20％，与第二大生产国印度相近，比第三大生产国美国还多20％。这个省份是新疆自治区，这种产品是棉花。

　　与此同时，有着近千年历史的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广大传统棉区，棉花生产已然所剩无几。2019年两大流域生产的棉花仅占全国产量的15％，新疆棉区已占到85％。这是一个可以载入农业史书的事件，对我们有什么启示呢？

　　以往我国棉花受到的重视程度比粮食差不了多少。一个例证就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产品市场陆续放开，先水果蔬菜，然后是畜禽产品，到1992-1993年，随着粮票取消，粮食市场就彻底放开；棉花购销价格，直到1999年才开始放开，棉花市场购销管制，到2001年才放开。在所有农产品中，棉花最晚实行市场化。

　　重视棉花问题，主要有两个原因：解决人民的穿衣问题，促进纺织品出口。现在这两个问题的重要程度都显著降低。全球纺织业所用原料中，棉花已大部分被化学纤维替代，棉花比例已下降到1/4左右，我国情况也类似。服装市场供应极为丰富，早已是过剩状态，改革开放前的缺棉少布、发布票棉花票的事，恍如隔世。我国纺织品出口，尽管出口金额不断增长，但在国家出口总额中所占份额，却是不断下降的：90年代初期为30％左右，2000年下降为20％，现在下降到10％左右。

　　就棉花生产方面看，有两大变化。第一，总体生产能力显著提高。1978-2019年间，我国棉花播种面积从7300万亩减少到5000万亩，亩产从30公斤增加到118公斤。结果，尽管棉花面积大减，棉花产量反而大增，从217万吨增加到589万吨。第二，是生产区域版图巨变。近40年内，从东部的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为主，到长江流域、黄河流域与新疆地区三足鼎立，最后，变成新疆地区一家独大。1978-2019年间，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的棉花产量占全国的比例从95％以上降低到15％，其中，70年代末最大的产棉省江苏从24％降低到0.3％，90年代初最大的产棉省河南从18％降低到0.5％；新疆则从2.5％上升到85％。可以说，40年间，我国棉花生产实现从东部地区向新疆地区的整体迁移。

　　如此重大的棉花生产区域变迁，不是计划经济的产物，也不是政策设计的结果。在40年前、20年前、甚至10年前，也没有见到过有这样的预测报告。现在，倒是可以预测：这种东减西增趋势，并没有结束，还在进行中。

　　那么，到底是哪些因素造成这种巨变？这需要同时回答两个问题：东部棉区为什么减退得如此之快？新疆地区为什么发展得如此迅猛？这两个问题，有些关联，但不是一回事。

　　东部棉花种植的急剧减少，乃至在很多地方消失，有很多原因。其中最关键的原因，是农村劳动力成本持续升高。传统棉花种植，劳动力投入很多，尤其是田间管理和收获环节。农民用工成本，是以农民工工资为参照的。由于大量的农村青壮年劳动力都外出打工去了，且外出务工工资不断上涨，因此造成农村用工成本不断上涨。2009-2019年，全国农民工人均月工资从1417元增长到3962元。东部地区棉花生产规模太小，难以机械化，加之同新疆比较，东部地区棉花单产又低得多，没有竞争力。农民种植棉花，无利可图，于是不断放弃种植棉花，改种其他作物，尤其是机械化作业程度很高的玉米。现在东部地区仍存在少量棉花种植，主要是在一些不适合种植其他作物的贫瘠土地上，如在黄河三角洲的盐碱地上。

　　新疆棉花生产的不断扩张和增长，是由一系列因素推动形成的。总体上可以归纳为三大类：自然条件、技术进步、政策支持。自然条件包括：光照充足、热量丰沛、比较干燥、土地偏碱性、多沙质土壤等，有利于棉花生长。技术进步包括：新的高产抗虫棉花品种、先进节水灌溉技术、覆膜技术、密植技术和机械化等。自然条件是潜在优势，技术进步让潜在优势变成现实：提高产量、质量和效益。新疆棉花亩产水平，在1978-2019年间，从25公斤提高到131公斤。同东部棉区比较，新疆棉花单产水平原来低30％左右，现在高出70％左右。过去40年中，新疆作物播种面积扩大1倍，主要是灌溉面积扩大，增加的面积，绝大部分种植棉花。在政策方面，特别是2014年起实行目标价格政策，对我国棉花生产向新疆集聚的过程起到因势利导作用。

　　我国棉花生产向新疆的集聚，是在一系列技术变革条件下，使得自然资源潜力得到更好的发掘，重塑区域比较优势，在市场力量作用下，农民生产者进行理性选择的结果。在这个过程中，传统种植优势区优势不复存在，被新的优势区所取代。

　　类似过程也发生在桑蚕生产上。我国传统的桑蚕生产三大基地太湖流域、四川盆地和珠江三角洲，均已风光不再，现在广西已独领风骚，占全国产量的一半。我国最先进的桑蚕饲养模式，也出现在广西。

　　在技术进步和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农产品生产日益向优势区域集聚是必然趋势。政府应该因势利导，让这个过程不受阻碍，更加顺畅，更加有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