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过近代中国的历史风烟，从挂着皮尺、拿着大剪刀的形象中走来，著名的“红帮裁缝”已转型为新一代的服装企业家、时尚设计师、工业设备创新人才，其诞生地宁波，也已发展成从印染布、高档面料、家纺、服装服饰到纺织机械装备等产业链完备的中国服装名城。

时代变迁 精神不变

上世纪70年代末，30岁的李如成从农村插队回来后，进了以2万元知青安置费创办的青春服装厂。在村边戏台的地下室，用职工家搬来的缝纫机，加工短裤、套袖。十年之后，有了“雅戈尔”这个后来响彻大江南北的服装品牌。

几十公里外的奉化江口镇也办起一家服装厂，农民盛军海担任厂长。厂房借用公社食堂的闲房，资金向职工筹，向亲友借，缝纫机、电熨斗自己带，技术借助从上海“告老还乡”的红帮老师傅。这就是后来创造中国服装界多项第一的罗蒙西服厂。

1994年，23岁的北京服装学院毕业生吴惠君来到宁波，投身博洋公司，开始“唐狮服饰”的创业之路，几度起伏，困难时欠债数百万元。公司董事长戎巨川倾力扶助年轻人，最困难的时候，把自己用的桑塔纳都抵给电视台去做广告。渡过难关的唐狮到2005年营收超10亿元，如今线下专卖店达2000多家。

一代又一代的创业者，在中国服装行业的发展之路上筚路蓝缕，回望历史深处，可以溯及中国近代最著名服装流派——红帮裁缝。清末民初，宁波一带把洋人称为“红毛人”，为洋人做衣服的被称为“红帮裁缝”，他们中有人创办中国第一家西服店，有人为徐锡麟制作第一套国产西装，有人开设中国首家上规模服装企业，为孙中山制作第一套中山装，还有人创作中国第一本西装理论书，办起第一所西装工艺学校，影响辐射海内外。

作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红帮裁缝的服饰手艺在时间流逝中发展演变，不变的是勤劳智慧的工匠精神、中西结合的视野和格局、传承和创新兼具的坚韧品格。

从“大剪刀”到3D打印制衣

戚柏军从中专读到研究生，学了一件事——做裁缝。如今，他是红帮裁缝技艺第七代传人。只做高级定制。“我们店里放着地图仪，订单要发往哪里，就要研究当地气候特征、水汽含量等，融入设计。”他说。

高级定制手工西服店、大型服装企业以及相关衍生企业，构成宁波服装行业的生态圈，各具特色。

雅戈尔的生产车间里，裁剪、物流、分工全部智能化，全流程吊挂系统在无人状态下自动将衣料分发到各个工位，个性化裁剪时间由60分钟/套缩短到40分钟/套。在新技术的赋能下，公司近3年销售量每年增长15%，库存量降低2/3。罗蒙进军女装，将智能化和艺术化结合，整合国际设计师资源，董事长盛静生说：“作为美丽产业、时尚产业，服装不仅是大数据，还有灵感在里面，这是难以复制的。”博洋公司孵化出一批创业新品牌，戎巨川说，公司要成为创业者的空气和土壤，成为“高速公路的护栏”。

传统红帮裁缝靠的是“大剪刀”，新一代的红帮裁缝开始耍“没剪刀”。传承百年的经典工艺正在与智能化、高科技有机结合。柔软的布料要实现自动化生产，精准定位一直是个难题。宁波舒普机电的全自动点位机，采用相机识别，实现自动打点，生产效率是人工的十几倍。公司申请国内专利达608项。宁波慈星股份有限公司的数字化车间内，电脑针织横机自动“打印”出一件件针织衫。不像传统制衣需要前后拼接，完全“天衣无缝”，实现“所见即所得”。“针织服饰3D打印机”打破发达国家技术垄断，被列入国家战略性创新产品，2016年荣获电脑横机行业第一个国家科技进步奖。

工匠精神孕育服装名城

从剪刀皮尺走天下，到东海之滨崛起服装名城，无论是利税、外贸、就业，还是国际化，纺织服装业在宁波社会经济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2018年，服装服饰业501家规上企业实现增加值139亿元，比上年增长5.2%，完成工业总产值551亿元，增长9.1%。走出一条高质量发展之路。

红帮裁缝之所以成名，就是以高端定位、精湛手艺赢得市场。红帮传人中有一句名言，最关键的是两个字“服务”。由“服务”而千锤百炼、创新不辍。这种工匠精神已融入一代代传人的血脉。

李如成说，未来30年，雅戈尔要从传统变身，立足生态、科技、文化，打造世界级的时尚企业。博洋公司表示要把企业做成学院，走研究型的路子。慈星公司副总经理李立军说，将以开放式、智能化路线，和设计师广泛合作，将设计、研发做进产业链模组中，实现创意和工业融合发展。

“用心的作品是有灵魂的。”戚柏军说。